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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技术史视野下的火器革命与文明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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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新的军事组织形式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社会局势。技术革命使军队分工进一步细化,在越发复杂的社会和军事结构中,中央机构作为持久的、专门的和分工细密的任务领域的职能便会愈加凸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野愈加明显和稳定。它带来的意料之外的作用就是建立了一个由国家管理的新官僚机构,其任务是征收维持军队所需的税收,并谨慎地处理经济状况,尽可能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国家的军事实践和管理能力之间产生了互相促进的作用:政府通过增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来发展专业的军队,专业军队反过来又可以保卫国家。最终,君主得到了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军队的忠诚,王室的强制力拓展到国家的各个角落,可以通过军队清洗或者驱逐不服从统治的少数族群或宗教异端,发生粮食危机、乡村骚乱或工厂罢工时都可以使用常备军进行镇压。常备军承担了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早期欧洲并不区分军队和警察的功能,王室需要依靠军队维护法律的权威,尤其是对民众强制征税。

总之,火器革命通过三个机制强化了中央权威。第一,在国家安全层面,火器技术革命降低了传统贵族的作用,高昂的战争成本不断地瓦解着传统的封建结构。第二,在组织和制度层面,火器技术革命加快了专业分工,常备军和职业军人开始成为一个新的效忠于王室(或者说国家)的群体。第三,除了维持国防安全的任务之外,常备军还具有强制征税和维持内部秩序的职能,从而强化了国家的经济汲取能力。因此,火器技术革命进一步增强了中央权威,使得政治、财政和军事力量集中于王权和中央,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欧洲的国家建设进程,为此后“开明君主”的改革奠定基础。

3. 战争成本上升和普遍性财政危机

火器革命的另一重大影响,则是导致欧洲战争频率上升,进而引发了18世纪中期欧洲各国普遍性的财政危机。

欧洲各国军事力量增长和战争的边际成本下降,加剧了国际竞争。率先在军事技术变革中获得相对优势的国家会更加倾向于使用武力。欧洲出现了螺旋式的军备竞赛,各国军队规模不断扩大。1702—1714年间,法国有10%的适龄人口参加正规军;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的参军适龄人口则达到了25%。当法国的军队人数高达20万时,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只能随之扩军,其他小国也被迫效仿。频繁的战争是竞争加剧的重要标志。图2展示了西欧主要国家在两个时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年份,第一个时期大约是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到1699年之间,第二个时期则是从1700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到七年战争前夕,两个时间段都接近50年,而第二个时期西欧主要大国的战争频率明显高于第一个时期。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后,战争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普鲁士和奥地利从有限战争逐渐转向全民动员,开始了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战争,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竞争的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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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西欧各国逐渐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军队来应对战争需求。西欧国家的军事规模在18世纪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尤其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法国、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的军事力量一直呈上升趋势。法国在1500年能组织5万人的军队,1600年为8万,1705年为40万,到1756年则维持在33万左右;而英国的军队人数从1705年的8万,增加到1760年的近20万。相比历史上的其他时期,18世纪英国和法国军队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顶峰,分别为5.4%和2.1%,而在17世纪这一比例分别是0.7%和0.4%,在1850年则分别是1.1%和1.2%。西班牙作为日益衰落的帝国,其军队人数从1705年的5万增加到1760年的9.8万。奥地利的军队规模也从1655年的1.37万人增至1700年的5.5万人,1715年之后则一直维持在15万~20万人。普鲁士更是军队规模迅速扩张的典型,其军队占总人口比例在1760年达到7.2%,军队人数1695年为3万,1740年已达约8万,七年战争期间则维持在14.3万~16万,成为欧洲军队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

战争的频率和规模大幅上升带来的最为深远的影响是拖垮了欧洲君主国本就脆弱的财政。随着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先进的武器、不断增多的后援与行政层级,以及极其复杂的供应和后勤,使得战争越发昂贵。同时,技术革命使得火枪、大炮和骑兵这三个要素都不具备绝对优势,形成了互相克制的均势,导致18世纪的战争旷日持久,经常是耗尽人力财力再也打不下去才告终。18世纪上半叶的多数时期,各国财政收入多用于军事支出。英国在和平时期的军事支出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为36%~45.2%,战争时期则会上升到52.1%~66.6%;普鲁士的比例最高,和平时期大约就有75%~82%,战争时期则会维持在90%左右;法国在和平时期的军事支出比例为34%~41%,而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期间则上升到51.2%~65.2%;西班牙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前后为71%~78%,此后一直保持在60%左右;奥地利在和平期间为48%~52%,而在七年战争时期则升到79%。居高不下的军费开支,成为此后这些国家财政危机的主要根源。

欧洲大陆的君主国时常通过卖官鬻爵或者借款的方式来缓解财政危机,但这无法解决收支不平衡的根本问题,长期来看反而进一步恶化了政府的财政状况。战争带来的财政负担造成了西欧国家内部的冲突,债务和信贷开始成为左右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在财政危机的阴影之下,王室和等级会议的冲突接连不断,成为西欧内部变革最为直接的动力。要解决财政问题来应对日益增加的战争支出,就意味着政府需要与国内各阶层妥协,从而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而妥协可能要以维持或恢复部分封建特权作为代价,这又会在制度层面阻碍国家的政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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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与18世纪欧洲大国制度变迁:普鲁士和法国的经验

火器革命给欧洲带来巨大的变革,整个西欧开始从依赖雇佣兵、包税人和向私人出售官职的“自弱型”改革转向依靠常备军和官僚制度的“自强型”改革。然而,如前文所述,技术革命在增加军事实力、强化国家基础性能力等方面存在正外部性,但也带来了加重国家财政负担的负外部性。因此,那些可以促进技术革命的正外部性同时尽量避免负外部性的国家,往往更大程度受益于火器革命。18世纪火器革命的理想受益者需要具备两方面优势:其一是需要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发挥技术革命的“红利”,尽可能装备并高效使用新型火器来提升自身军事力量,减少贵族阶级对战争的垄断,强化中央权威;其二是要以技术革命为契机,在制度层面推动现代国家构建,同时又较好地避免财政危机。下面我们以法国和普鲁士两国为例,通过对比来展示上述文明动力机制在国家层面的差异。

1. 法国

欧洲在这两百年中的军事进步集中体现在法国军队上面。技术革命造成了武器和战术的相似性,18世纪的战争胜负主要取决于人数、武器和将领的指挥能力等要素。法国军事机器的扩充主要可以归因于步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火枪和刺刀的发明、改进,使步兵的战力显著提升,而防御工事的建造以及随之而来的围城战使得步兵可以发挥许多骑兵无法替代的功能。在查理八世时期,法国的步兵数量仅仅是骑兵的2倍,而在17世纪末已经增加至骑兵的5倍。如前所述,步兵规模的增加意味着需要现代化的管理。步兵方阵需要严格的纪律,法国士兵已经无法像16世纪或17世纪初期那样,可以无视中央意志、组织松散的单位来各自为战。

法国的军事现代化始于17世纪后期。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际,法国面临着财政破产和军队腐化的困境。在米歇尔·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父子的努力下,到1700年法国已经拥有单一集中的管理机构来将数十万军人同时投入战场,并使之保持整齐划一达数年之久。1710年,法国出现普遍的饥荒,征兵成本进一步降低,只需要少量食物就可以让饥民入伍。在此基础上,法国发展出一套相对完善的系统来实现国家对战争的控制,如通过国家官僚机构而非私人武装的指挥官来保障军粮供应、实现统一着装、建立军营和医院等,1718年法国开始建立兵工厂,1727年国家已经可以免费提供武器。

军事现代化给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带来重要的影响。短期来看,中央政府的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这依赖于平民士兵和贵族军官制度的结合。一方面,波旁王室通过向贵族提供军队官职来降低其独立性,避免因贵族军官的不满而发生变乱。1702年,法国额外创造了7000个位置来满足青年贵族的需求,过量的贵族军官使得军队越发臃肿和低效;到1750年,退休军官的数量已经和现役一样多,军队变成了一个自我繁衍的贵族俱乐部,旧贵族对军队的控制让他们拒绝一切改革。另一方面,法国通过征兵制度保留了许多经验丰富的老兵,这是法军最强的战斗力。法国的自愿征兵在每年10月至次年3月进行,士兵要签署一个6~8年的合约,期满后可以自由离去,但如果士兵愿意继续服役一段时间,他们可以得到经济上的奖励。很少有人会拒绝这种诱惑,士兵经常会在军中服役20~30年。但是,平民很难通过军队获得上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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