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康熙之后，帝国开始趋于稳定，虽然乾隆时期战争频率仍然不低，但这类战争通常不至于危及帝国存亡。外部压力的减轻使得大规模研发火器的必要性下降，不需要像列强林立的欧洲那样始终保持火器技术的更新。康熙后期减少了火器制造，雍正不仅在技术上没有创新，反而以“满洲夙重骑射”、在营兵丁“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为由，制定“马上枪箭熟悉者”才能“勉以优等”的选拔政策。这些文化因素和军官选拔机制，使得清代火器研制进一步衰落，技术明显落后于西欧。同时，外部威胁减弱后，热兵器的存在反而不利于清帝国的统治。清帝国统治集团始终对汉人存有戒心，担忧火器技术流传到汉人中导致起义。在鸦片战争以前，连明朝末年出版的很多有关火器技术的书籍都失传了。例如毕懋康所著的《军器图说》就被乾隆皇帝借修《四库全书》之机封禁，直至道光年间才重新解禁。另外，也有观点认为，清朝皇帝不遗余力地想要证实他们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因此向西方借鉴军事技术会遇到更多障碍。
《军器图说》
由于财政、技术和理念等各种原因，清军几乎没有大规模进行过火器研发。尽管拥有少量更为先进的燧发枪，但清军仍以装备火绳枪和冷兵器为主。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在乾隆年间访华时，使团的主计员约翰·巴罗曾经询问清朝官员为何不使用欧洲军队普遍装备的火枪，得到的答案是在实战中火绳枪更为有效，巴罗推测这可能跟当时中国的炼钢技术与火药质量有关，同时他认为清兵缺乏沉着使用火枪的能力，相比之下使用时固定在地面的火绳枪稳定性更强。李约瑟在考察中国军事技术发展史时惊讶地发现，尽管燧发枪的优势非常明显，中国却因为军事上的保守，几乎没有过燧发枪时代，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时，中国守军仍然使用火绳枪。
如前文所述，近代欧洲火器革命的核心机制是从火绳枪到燧发枪的改进带来战争方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常备军、官僚机构和相关的财政后勤体系。而清代前中期几乎没有大量使用过燧发枪，周边也没有一个实力相近且大规模装备燧发枪的竞争对手，自然也无法引发东亚地区战争方式的改变，更不可能进一步带来制度层面的变革。另一方面，中国自秦代以来保持着常备军和强大的官僚体系，所以火器革命的影响更加有限。在此情况下，中国只需要把火器和军队有效结合，而不需要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只要把弩换成火铳，一切都顺理成章。由于缺乏外部压力，且不具备制度变迁的内部基础，火器革命在中国不太可能像在欧洲那样成为制度变迁的冲击因素。只有到20世纪前后，经历了多次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挫折，新式陆军才逐渐对中国的制度变迁产生重大影响。
从上述差异可以看出，近代欧洲和东亚同时使用火器仅仅具有表象的相似性，火器的使用很难在18世纪的中国产生现代性。欧洲已经具备了工业基础、科技体系、代议制等东方所不具备的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18世纪的东亚无论是制度、科技、工业基础还是人均经济增长率都不足以摆脱马尔萨斯陷阱，也没有像早期英国和荷兰那样通过海外贸易来积累足够的贵金属和发展出强大的商人阶级，总之远未获得第一波现代化的“入场券”。中国和日本等“东方世界”的国家，只有在殖民者到来之后，在19世纪后期的“第二波现代化”中才具备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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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技术革命的现代性启示
如图3所示，火器革命带来的多重系统效应，通过复杂的机制对西欧现代化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火器技术的革新带来了武器生产和战争形式的标准化，它对于国家的现代化具有两种不同方向的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标准化生产和步兵方阵等战术，意味着国家在军事上只能依靠常备军，由此强化了中央权威，有利于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负外部性是加剧了西欧内部的竞争，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从而使王室受制于传统贵族而难以推进改革。到18世纪中期，不断增强的竞争和危机感促进了西欧各国精英的觉醒，他们试图借助得到强化的中央权威来推行被称为“开明专制”的改革运动，从而开启了改革和现代化的浪潮。
就欧洲国家的初始条件来说，强国家能力有助于提升火器革命的正外部性，而弱利益集团则有助于缓和负外部性，在欧陆国家中只有普鲁士同时具备上述条件，因而其也最大限度地获益于技术革命。火器革命对于欧洲的意义完全不同于同时期的清帝国，清帝国的火器技术在18世纪逐渐落后于西方，火器在东亚未能带来组织和财政层面制度的变革，更没有可能为当时的清帝国带来现代性。
近代火器革命对各国命运产生不同的影响，给今天带来如下启示：一方面，在技术革命的“风口”，国家只有通过配套的组织、后勤、财政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技术的正外部性，而这种正外部性又会进一步推动制度变迁，形成良性循环。事实上，技术革命带来的军事力量增强甚至可能只起很小一部分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其间接引发的制度变革。另一方面，需要看到技术的“非中性”特征，技术并非在任何时候都会带来持续的正外部性，国家需要通过新技术增强基础性能力，同时通过相应制度和立法，持续减少新技术在政治社会层面的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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