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城市与工业的关系相对更为特殊。一方面，地缘政治的考虑影响了中央在北京发展大工业的决心；另一方面，首都的性质和地位也引起了对“大城市”特征和预期人口规模的争论。在1953年11月上报中央审批的北京城市建设规划草案中，首都建设的总方针被确定为“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 。但是直到1956年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之后，大工业才在北京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指导1958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草案的核心关切 。同时，有关城市人口预测和基础设施规模的争论也在北京市委和国家计委之间爆发：前者认为北京的工业发展需要城市在二十年内达到五百万人口，为此需要将道路红线拓宽，为未来留有余地；后者则出于控制城建投资的考虑，认为人口应该确定在四百万，道路应该缩窄 。两者之间的争论促成了苏联城建专家工作组对北京城建总体方案为期两年的业务指导。但是政治的影响力并没有在这些专家面前消散。彭真在1956年10月10日的北京市委常委会上发言：
我们中央从来就是说要学苏联先进经验，没有说过让大家学习苏联落后经验嘛！不要受教条的约束。从实际出发就是考虑了可能与必要这两条。人口规模问题，就要看看现在和将来。要高瞻远瞩，要考虑一千年一万年以后的事，要留下将来发展的余地，不要把子孙的手足捆住。我们说市区远景城市人口提500万人左右。毛主席说：‘不要一千万人？将来人家都要来你怎么办？’ 问题很简单，就这两句话，我们实行法西斯也不好。我提个意见：城市人口近期发展到500万人左右，远景要到千把万人。
在当时领导人的眼中，北京的城市规模因为工业化的进展而不可能很小，但是城市过大了也不好，必须加以控制 。彭真的发言和苏联专家的草案相结合，生成了1958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草案的基本内容：第一，把规划范围从600平方公里的市区扩展到8860平方公里的地区（包括了郊区和农村），市区人口控制在500至600万人；第二，为了避免市区人口过度集中，采取“子母城”的格局发展一批卫星城镇，地区总人口在远期（50年）达到一千万人口或者更多一些 (前引, 35)。“一千万”这个人口目标是就是这样似乎不经意间出现在时空视野之中的，而它的使命要到改革开放之后才会充分显现。
上述草案完稿于“大跃进”运动的高潮时期。当年9月，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后不久，北京市委便立即着手修改草案，为迎接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做准备。方案修改的核心关切是消灭三大差别，因此在城市布局上提出了既要有合理的集中，又要有合理的分散，采取“分散集团式”的布局形式。为此，规划的地区范围被进一步扩展到16800平方公里，总人口仍控制在一千万人左右，而市区的地理范围不加改变，人口目标则从500万调减至350万（这个数字接近当时的实际人口数量）。为了进一步取消工农与城乡之间的区分，新的方案还规定大工业以后全部放置在远郊区，市区则要星罗棋布地发展小面积丰产田，从而使城市和农村相结合 。恩格斯的乌托邦便伴随着苏联的工业化方针降临在北京的大地上。
这是北京第一份被正式颁布实施的现代城市总体规划，而“反城市主义”的中国实践在其中得到最为鲜明的表达。在民族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需求两条脉络的主导下，领导人和规划师把城市空间狭义地理解成容器和载体，而非日常生活的交错与相遇，这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空间图景。不仅如此，对共产主义的狂热追求给这个规划添上了源自恩格斯的乌托邦色彩，分散组团式布局模糊了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并进而被认可为消灭三大差别的通途。虽然城市以及城市职工在这样的空间和制度安排下得到了远比农村居民为多的事实上的优待，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反城市主义”实践的充足理由。归根结底，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以及给城市职工提供的福利待遇所能附着的并非城市空间本身，毋宁说其基础是支撑着工业化的“单位制” ——“条条为主，条块结合”的口号便突出呈现了这一特点，而其中的“块块”（基于领土安排的市政府及其下设机构）能够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
城市空间在这个政策框架中始终是隐形的，同样隐形的还有人——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政策制定的核心关切是一以贯之的，也即，这个对象是否有助于实现工业化。城市空间没有被全盘否定，是因为它们能够承载工厂；城市职工被给予相对的优待，是因为他们能够操作机器。1950年代中后期，城市总人口随着工业的发展而迅速膨胀，逐渐威胁到集中资源发展工业的既定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户口制度的重要性最终得到确立（以1958年颁布实施的《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它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以及人民公社制度一起，构成了优先发展工业战略的三项基础性措施 。制度的约束不仅体现在对潜在人口流动的限制上，而且还通过对既有城市人口的驱逐和疏散展示威力。在北京，1949至1960年间，人口增长达318万人，其中153.7万为机械增长（净迁入人口）：这个数字是462.3万迁入人口与308.6万迁出人口之间的差额。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上海 ，而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凡是不利于工业化建设的人口大都被列入疏散对象”，从而保证城市及其人口都可以促进既定目标的实现。
空间图绘的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后果在这里得到清晰呈现。顺着民族历史和斯大林模式两条脉络，“反城市主义”成为主宰性的城市空间再现方式，一方面通过规划图纸在宏观上加以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单位制（和对单位之外的人口的清理）来施加微观治理。在第二节讨论“反城市主义”的概念问题时，我们已经了解了思想和意识的主体间属性受制于空间与社会联结状态之间的关系。只有到此刻，我们才能够认清它们这些错综复杂的关联是怎样物质地生成出来的，又如何得以反过来重塑作为整体的空间图景和社会结构。在大卫·哈维的理论框架里，这一系列事件/时刻都是他界定的“关系性空间”的绝佳案例 ：在彼此关联的事物的世界里，各种基本实体都只能由它们之间的关系加以界定，而这些关系的性质反过来又呈现了空间本身的特性。换句话说，“物质与过程并不存在于时-空之中，相反，空间与时间内在于物质和过程之中。” 使用这一新的界定空间的方式并不是为了形而上的纠缠，而是为了“替社会与权力关系的非物质时空性找到适当的再现” 。在物质与非物质的这种辩证之中，诸如“反城市主义”一类的思想和记忆的地位终于能够得到恰当的认识：虽然其本身是非物质、流动且不稳定的，但它们能够激发和引导行动，从而产生稳固和物质性的后果。
秉持乌托邦信念的恩格斯或宣扬“民性论”的易家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观念会在另外的时空-社会过程里让数以千万计的人流离失所。但是更加让我们关切的大概不是过去，而是此时此刻：“反城市主义”的观念和态度是否内在于我们目前切身经历着的城市化过程之中？这两个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过程是否存在着某些被我们忽视了的联结状态？这是下一节着力解答的问题。
城市/现代视野下的“反城市”问题
对于改革开放历程中狂飙突进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2年的52.6%，并且预期在2020年达到60%），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无论是在官方文件还是学术论文里，只要论及当前的城市问题，这个比率就一定会被放置在显眼的位置，以论证我们的“成就”或者说“进展”。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城市政策和观念似乎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反城市主义”的道路。在“新时代”的社会状况里，城市空间终于成了一个“香饽饽”——它既是亿万农民可以寄居和谋生的港湾（尽管不那么顺心），又是各级政府时刻牵挂的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毫无疑问，“后四十年”（1978年至今）的城市观念与“前三十年”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但这种变化本身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受到诸多社会状况和政治经济关切的影响，因而有着自己的时空性（spatio-temporality）。换句话说，这个新的城市迷思内蕴着某种特定的历史-地理机制，只有对这个机制做进一步的剖析，我们才可能找到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目前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进程以及它和“反城市主义”立场的隐微关联。由此，我们才得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官方城市观念背后的空间图绘是如何演变的，以及这种演变、断裂和延续反过来又如何塑造了城市制度与政策，最终在变幻的社会过程中继续规训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这一节，我将借助北京市自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政策与实践论证下述假设：“反城市主义”态度并没有消失，相反，它在城市空间日益可见的时代也同样变得越发有影响力；在新的城市状况下，这种“反城市”的态度及其影响力并非诉诸对城市空间的否定和排斥，而是通过一种特定的空间想象完成——一个作为理想型的“国际化大都市”被确定为值得追求的空间模板，一切社会安排都需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经济机制来与这样的模板进行匹配，所有不相匹配的特征一律抹除，而终极目的则是一以贯之的实现“现代化”。延续和断裂的边界在这里变得模糊：我们常可以看到1950年代的观点和数据被拿来支撑1980年代甚至更为晚近的完全不同的城市政策，哪怕这两者之间的历史和地理脉络早已千差万别。诚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为了进一步探究“反城市主义”这个传统如何纠缠我们的头脑，我接下来将详细介绍此观念为当前城市政策所接受的契机和逻辑。具体来说，我将论述乌托邦的理想如何逐步转型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想象，这种想象中包含了什么、排斥了什么，这些包含与排斥的内容透露着与“前三十年”城市观念的何种谱系学关联，它们又如何与城市政策和制度相勾连，服务了怎样的政治经济安排和知识-权力机制，最终又造就了什么样的新社会-空间排序。
1980年4月，北京市委印发《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方针问题的汇报提纲》，随后向中央书记处做了汇报。后者将北京定性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进行国际交往的中心”，并就此做了四项具体指示：第一，北京要建设成为“全国、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第二，北京要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也是世界上比较好的城市”；第三，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并且在世界上也是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第四，在经济方面要不断繁荣，但是，“经济建设要适合首都的特点，重工业基本不再发展” 。与上一节的资料相对比，可以看出北京城市建设的指导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工业从纲领中被剔除，代之以对社会治安、优美环境、文化发达等目标的追求。斯大林模式的痕迹被彻底抹去，城市本身具有的社会-空间特征开始得到重视，而这又和国际交往职能挂上了钩。北京市随即根据这项指示编制了新一版《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并于1983年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复。在批复中，除了重申四项指示外，中央还要求北京“采取强有力的行政、经济和立法的措施，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并称“这是保证《方案》实施和搞好首都建设的关键”。为此，“要坚决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一千万人左右” 。
在八十年代初的这些文件里，我们可以同时发现断裂和延续的痕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是第一次有中央文件把目标从重工业挪开，移向城市空间本身。导致这个转向的触发点是污染问题。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万里在1983年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评论道：“首都的建设，经验教训很多…… [其中一个教训] 就是当时城市污染问题没有引起注意。所以现在污染问题压在那里，还没有根本解决” 。但除了应对污染的考虑之外，这个转向还传递了一些更深层的信息。在“前三十年”里，执政党将自己的使命规定为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现代化，并为走向共产主义做准备。但是现在，工业化和共产主义的远景一起消失了，代之以对环境优美和国际交往的关切——而这个时候的国际交往早已没有了“一边倒”时期的意识形态色彩。究其根本，这些通过城市空间（规划文本）体现的变化其实折射了整个国家对于未来的前景展望（vision）所发生的彻底转型。虽然政治基础没有被重塑，但是对“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解读变了：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变动的时刻，矛盾的“反现代的现代性”不见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工程也不见了；“现代”和“国际化”合流，为接下来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奠定了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延续的痕迹同样清晰。“一千万”的人口调控目标从1958年延续到了这里，并且被规定为一条要保持到2000年的人口红线。我们可以推测，中央提此要求主要有两个根据。第一，1958年总体规划中将一千万人口设定为五十年期限的远景人口目标，而这恰好在2000年之后不久；第二，批复中明确提到，对人口严加控制是“保证《方案》实施和搞好首都建设的关键”——这句话提醒我们，城市空间和人口同过去一样是作为“对象”而非“主体”存在的，二者只不过是“搞好首都建设”所需要的工具，是要按照新的计划和方案加以处理和调整的事物。唯一的不同在于，过去的“对象”需要为工业化服务，而现在则必须能对社会治安、优美环境、发达文化和国际交往有所助益。然而，北京的实际情况对此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条批复公布的当年，北京市总人口已经达到950万；仅仅三年之后，北京市的总人口便突破了千万大关，达到了1028万。如何理解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呢？在某种意义上，这只是计划思维及其后果在城市领域的延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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