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中国城市人口调控的逻辑:反城市主义与城乡二元体制的隐忧

经济 alvin 12659℃ 0评论

另外还需注意到,对北京人口的严格控制和全国层面严控大城市规模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对于控制大城市的政策,万里在1986年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上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大城市要发展,主要是指要发展大城市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要提高它的多种功能,要进一步发挥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要防止大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如果大城市急剧地膨胀起来,都挤在一个小范围的空间内,我们目前又没有那么多的钱去搞城市基础设施,这样一来,水也不够喝了,房子也不够住了,车子也开不动了,空气、水也都被污染了,这个城市的多种功能还怎么发挥呢?” 这个观点乍看起来十分合理,但却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内在矛盾:大城市的多种功能和经济社会效益是否能够在不增加人口的情况下自动实现?或者说,大城市的功能和效益是为谁服务的呢?

矛盾的根源在于,这种控制观里的空间是空的——城市依然只被视作载体和容器,这个载体和其中生活着的人可以被截然分开,从而发展其中一个、规避另外一个。如果这个逻辑继续延伸的话,我们很快便能遇见更加突兀的政策,比如将产业与人口分为高端和低端,然后只保留其中符合“现代化”目标的部分。这个贯穿的逻辑因此具有鲜明的“反城市主义”色彩。一方面,城市空间(以及城市人口)的变动过程本身被视为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样的容器和工具实现特定的目的——在过去,这是迅速实现工业化,而现在,则是变得环境优美和“现代”。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依然不具有自己的能动性,而是在变换了目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里继续扮演被漫不经心对待的角色。的确,城市登上了历史舞台,而不再被视为一个终将被消灭的存在,但这并不是因为城市本身地位的改变,而只是因为乌托邦工程的破产。

万里对控制大城市所做的解释代表了当时决策层的主流意见,这最终在1989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990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全国人大常委会 1990) 中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并立刻指导了北京市在1990年代初进行的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新的1993版规划有两个关键点需要提起注意:首先,对人口规模的调控并没有因1983版规划的迅速失败而被放弃。与之相反,新规划中明确,“人口的迁移增长要通过指令性计划和经济手段严格进行管理,逐步实行总量控制”,最终目标则是使北京市总人口在2000年控制在1160万左右(其中流动人口200万左右),到2010年控制在1250万左右(其中流动人口250万左右)。其次,一个更重要的改变是对北京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的重新界定:“在21世纪中叶把北京建设成为具有第一流水平的现代化国际城市” 。对“国际”的追寻在这里被正式确立为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随即主宰了对北京城市空间的新一轮改造,并通过种种更新的话语形式延续至今。

顺着“现代”关切的引领,这个“国际”的概念包括着两层内涵。一方面,城市空间要向所谓的国际先进水平对标,社会治安、优美环境、发达文化等八十年代提出的任务要在国际横向比较中加以检验,从而确证“第一流水平”的实践和实现。另一方面,国际视野还意味着对其他国家不先进的城市教训的警惕和排斥,这尤其鲜明地体现在那时在学界和决策层聚讼不已的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和“大城市病”现象 。但与此同时,北京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受规划的限制。在规划出台仅一年之后,北京人口已经达到1125万,接近2000年的调控目标;两年之后,人口突破1250万,超过了2010年的调控目标。这样的现实震撼朝野——难道“过度城市化”真的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控的趋势了吗?为了要在一方面成为“国际一流”而在另一方面拒斥“过度城市化”,人口调控和城市建设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迅速造就了一个日趋严厉的政策链条;这进一步构成了1990年代中期北京大规模清理人口的基本语境。

对“国际一流”的向往和对人口调控的关切不仅转化为运动式的人口清理,而且还立即和新的城市政治经济转型勾连在一起。1993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在短短一年后就指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颁布施行 ,并在法律层面构成延续到现在的“土地财政”的基础 。这一新的政治经济安排将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或称“都市大开发”)摆在了政府行为的核心环节 ,并在实践中造就了新的城市前沿——“城乡结合部”。之所以可以将这一区域称为前沿,主要有两个依据:第一,这里是“流动人口”主要的落脚之所,因此持续被官方话语描述成“脏乱差”地带;借助这个话语,城市政策便可以更为轻松地对外来人口及其落脚地施加种种以“现代”和“提升”命名的治理整顿,从而构建起一种新的社会排序方式(a form of social ordering)。第二,“城乡结合部”也是政府土地出让的主要地区,并且这一趋势在近年来明显加强。 在人口调控和城市开发之间,土地出让成为一个关键的桥梁:只有在人口得到清理(包括本地人和外地人)、土地完成平整之后,上市交易才成为可能,也只有在房地产开发实现之后,新的结合部空间才能彻底摆脱“脏乱差”的局面,也才能去贴近对“国际”和“现代”的空间想象。

在新的城市政治经济机制引导下,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排序话语演化成为社会-空间排序(socio-spatial reordering)实践,除了对外来人口(及其聚居区)的污名化和清理驱逐之外,这个过程还包含了其他许多同样重要的环节,比如对城乡结合部村集体的重新赋权(通过股份制改造转变为本地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和社会福利保障提供者)以及对村民的“主体化”改造(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和经济利益分享将城市开发的逻辑传导和内化)。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时代的“反城市主义”态度借助周而复始的人口清理整顿运动具象地传达了出来,并构成了“城市经营”和“土地财政”得以崛起的一个空间条件——这便是“反城市”观念为当前城市政策接受的契机和逻辑。虽然四十年来的城市政策和观念一直在变,但是这其中体现的延续性更值得我们的重视。在这个延续性背后,我们能够看到空间图绘的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后果,也能够意识到空间想象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联如何变换方式继续主宰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的认识进一步契合了地理学中对于空间问题的反思:空间具有多个维度——除了物质性的表达方式外,其内蕴的非物质性的表征(representation)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感知和生活的方式;通过细节性地勾勒与定义我们的时空想象和愿景,这种种观念最终又反过来经由种种宏观和微观机制重塑我们的生活空间乃至日常生活本身 。

反城市主义的乌托邦色彩

要理解目前如火如荼的城市人口清理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承认这个问题所包含的空间性,以及这个空间性具有的时间维度。在这里,空间和时间都凝聚在一种“反城市主义”的观念之中,它通过特定的空间图绘方式来合理化特定的知识,并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权力机制,对人口的大规模清理只不过是这个社会和空间排序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和时刻(moment)。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理解这种“反城市”观念所具有的多样和动态特征。这种本身并不具有物质性的观念是通过和社会关系与政治经济过程的联结来生成物质且具象的社会空间效果的。这些联结绝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型和国家意志/工程的推进来展开其历史-地理谱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谱系学为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个方法论支撑:在“反城市”态度的历史地理展开过程中,关键的问题并不是确认这个态度的本源是什么、在哪里,而是要从“反城市”态度在不同历史地理场景中扮演的迥异角色中探索别样的信息,从而更好地理解此时此刻城市问题的时空性。“反城市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它在我们的城市时代变得更加隐蔽、微妙,但却发挥着与以往相比更为突出的作用。这就是我在本文中想要表达的基本观点。

在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时间里,“反城市主义”态度主要是通过具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城市规划图纸和日常生活中安排生产与福利的单位制加以实践的。在第三部分里我们已经看到,在民族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需求(斯大林模式)两条脉络的主导下,那时的领导人和规划师把城市空间狭义地理解成容器和载体,这构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空间图景,并进一步通过分散组团式城市布局实现了与乌托邦理念的融合。面对这样的空间理念和政治经济安排,城市空间和其中的个体都变成了隐形的存在。它们吸引到目光的唯一时刻就是成为工业化之工具的时刻,而对于那些无法成为工具的个体,唯一的出路就是被清理和“紧缩”。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四十年时间里,我们的城市状况的确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四部分的讨论展示了对工业化的追求如何让位给了对走向“现代”和“国际”的热衷,而这又怎样为“反城市主义”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机制的联结提供了新的接口。城市空间在这样的新时代里终于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但却依然无法摆脱其作为工具和容器的命运。在追寻现代和“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安排里,一个作为理想型的“国际化大都市”被确定为值得追求的空间模板,一切社会安排都需要通过特定的政治经济机制来与这样的模板进行匹配,所有不相匹配的特征一律抹除。在新的城市状况中,“脏乱差”的城乡结合部和它所承载的数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口便被归入到不受欢迎的行列,并因此遭遇周而复始的清理整顿,直到现在。

在这样的城市时刻,我们需要回过头来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城市?城市空间到底应该被怎样定义和生活?城市里的人应该如何才可以被视作目的而非手段?毕竟,在一个正义的空间图景之中,我们不应该一边推进资源和权力在城市的高度集中,一边采用强力疏散被资源吸引的人口集聚——在恩格斯的曼彻斯特观察中,正是这样的社会和空间安排最终激发了他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热情(以及乌托邦方案)。但是我们该如何寻找替代方案——替代方案可能吗?这一系列问题都呼唤着我们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其中有两个方向具有非比寻常的紧迫性。第一,从“反城市主义”的断裂和延续出发,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追寻“现代”的边界应该放在哪里。当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都开始宣称自己要建设“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的时候,我们是时候来重新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出发这样一个问题了:“现代”到底在哪里?第二,更加具有政治迫切性的方向是反思和否思常见的对“超大规模城市”和“大城市病”的忧惧,主要是因为这些忧惧混淆了因果关系,同时也因为这些忧惧的矛头全部都指向了无辜的人群。我们需要仔细探索并且广泛宣传超大城市的各种问题是如何因为不均衡发展(uneven development)而生的。人口大量涌入只是这个社会和空间过程的结果而非原因,对人口的调控自然也不可能在根源未消的时候产生任何有建设性的反馈——也许唯一的结果只是会加重我们这个世界的苦难吧 。

文/赵益民 来源:城市治理研究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中国城市人口调控的逻辑:反城市主义与城乡二元体制的隐忧

喜欢 (0)or分享 (0)
发表我的评论
取消评论
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