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化政治体制设计
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以多元主义为特征。这种多元主义的突出表现，就是在国家权力体系的最高层面，并存着两个以上平行的权力机构或掌权者。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水平的平面，是一个平顶山结构而没有一个金字塔式的尖顶。
古希腊城邦的典型体制是多元化的。它表现为没立平行的若干机构和同一机构内设立平行的若干职位。比如在斯巴达，就设有并列的两个国王。两个王并存，已经为中国人所难以想像，可这两个国王还不是最高首脑，有五个监察官负责监督他们。此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公民大会和元老院。在雅典，政权结构更为复杂。有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元老院，执政官是九名，将军则是十位。罗马城邦时代的政治体制更是多元主义的典型。它的体制可以说是人民大会、元老院和高级官吏三足鼎立，其中人民大会是三个（一说为四个）并存，元老院有数百名成员。其高级官职的建制更是独具特色，其中大多数官职都不是一人充任，而是有两个以上权力和地位平等的官员充任。罗马人在建立共和之初就选举了两个权力相等的行政长官取代原来的王作为国家首脑。行政长官的权力并不亚于王，不过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共同执政。普鲁塔克在解释罗马人为何设两个平行的行政长官时说：“人民憎恶君主政体这个名称，认为在权力分散的政权的管束下，烦恼可能会少些。于是他们提议并要求选举两个人担任最高职位。“当代罗马史专家L.霍莫认为，罗马人设立两个平行的高级官职的做法学自意大利人，其目的之一是防止个人专权。所以高级高职的多元化就成了罗马人共和精神的一个标志得到维护。在共和国机构最发达的时期，最高官职执政官是二人，监察官是二人，保民官多达十人，最高裁判官是十六人。其中多数官员的权力都具有协议的性质，他们所作的决定必须全体一致通过方有效，官员之间相互有否决权，哪怕只有一个成员反对，决议就不能成立。
城邦时代的政治体制奠定了西方多元化政治传统的基础，它典型地反映了西方人的政治心态。罗马帝国时代虽然建立了个人专制，但到帝国末期，罗马人竟独出心裁地创造了“四帝共治”制，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由四个帝王分别治理不同的地区。中世纪西欧盛行君主制，然而只是从中世纪末期起约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君权才真正成为一元化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它在纵向上受贵族集体权力的制约，横向上有国家与教会、俗权（或王权）与教权的分离，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内出现两个并列的权力体系。在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政体学说是源于希腊罗马的混合政体理论，它要求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君主、贵族和人民的权力并存，并相互制约。
近代西方人普遍接受了由混合政体理论演变而来的分权学说。近代的三权分立是最典型的多元主义设计。它把国家权力分割为三个部分，分属三个不同的机构，这三个机构互相平衡，互相制约，没有一个机构也没有一个人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国家三种权力合一就是专制的同义词”，这种观念成为西方人的共识。现代更产生了多元主义政治思潮，它否定国家具有主权，将政府本身视为社会诸种职责不同的社会团体之一，与教会、工会、商会等社会团体处于同等地位。这种思想虽然没有得到广泛认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人政治心理的特征。
在多元的权力体系下，各种权力机构相互之间基本上是横向的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不是相互统属的纵向关系。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权力范围和相对独立的职能，同时又受其他机构的制约。没有任何机构凌驾于其他机构之上。它们相互之间的权力关系保持着一种犬牙交错、此消彼长的不稳定平衡。无疑，建立这种政治体制的心理基础是对个人专制的反感，是一种民主共和精神。权力的分散是为了使最高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权力的平衡与制约满足了人民的平等感。而维护这种脆弱的平衡需要特殊的政治智慧和艺术，也需要耐心、容忍和妥协。这都体现了西方人的政治心态。
中国古人从未设想过这种多元与横向的权力关系和结构。他们的共同倾向是把权力关系完全变成纵向的关系，最终把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一人，即君主手中，从而使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简单化、单向化。由相互平等的人相互协作、协调，共同行使权力，这是他们无法设想的。
商周时代是“家天下”的政治结构，家国一体，王或天子以统治者家族的大家长或宗主的身份高居于万人之上。在卜辞中，商王自称“余一人”，在《尚书》中，多次出现“予一人”的自称。（《尚书•汤誓•盘庚》。）它将王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强调了王脱离社会并高居社会共同体之上的至尊的地位，强调了其地位和权力的独一性和排他性。王宣称，“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尚书•盘庚中》。）王奉天承命，高居云端，继承先帝，统治人民，而人民则处于被畜养被支配的地位。“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尚书•盘庚上》。）别人只有出力的份，只他一人说了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同上。）国家失政，也只是他一人之责。周的帝王号称“天子”，他是天之子，“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书•召诰》。）同时又是民之父。“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他也是民之主。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类的原则，反映的就是王的这种地位和身份。
先秦诸子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传统的基地上顺着这一个方向思考政治体制问题的。他们把商周时代帝王独尊的地位和一元化政治体制理想化，合理化，予以理论上的阐述。
先秦诸子把国家权力视为一个整体，他们没有象希腊罗马人那样，对它进行细致的分割。这恐怕与他们的整体思维方式有关。实际上他们是以行政权组织的思维习惯看待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的。在他们的观念中，在国家最高权力层面并存着两个以上的权力实体不可能是正常现象。国家权力归于一人，是天经地义的。“国不堪贰”，“君命无贰”。如果出现了“贰”或“多”的现象，必然是祸乱的根源，甚至这种现象本身就是祸乱。关于这一点，诸子几乎异口同声，即“乱莫大于无天子”。（《吕氏春秋•谨听》。）但也不能有两个天子，两个天子就等于无天子。“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管子•霸言》。）慎到指出：“两则争，杂则相伤”，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慎子•德立》。）荀子说：“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墨子设计了一个金字塔式的“尚同”政治结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一个“天子”。《吕氏春秋》是融汇百家学说的，在这个问题上也反映了各家的共同观念，即天下必有天子，天子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吕氏春秋•不二•执一》。）西方人是着意提防不要将权力集中于一个人，孟德斯鸠说过，如果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合为一体，“则一切便都完了”。[20]中国人是着意不要把权力分割，也不能让渡予人。“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左传》，成公二年。）如果权力被分割，便一切都完了。
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起源于家族的联合，所以国家最初往往由贵族集体掌权，这些贵族是各家族的家长。甚至斯巴达的两个王并存据说也起源于两个部落的联合，其中每个部落都保留了自己的王。罗马二个执政官的起源，也可能与此有关。中国的国家起源于家族的征服，一个家族掌握了最高统治权，这个家族的父家长便成为独一无二的统治者。这个历史事实塑造了诸子的政治理想，也规定了他们的思维定势。荀子把两个天子并存视为一家中两个父，（《荀子•致士》。）韩非则将其视为一个巢中的两个雄性动物。（《韩非子•扬权》。）他们不可能共处，无法协调。“两贵不相事，两贱不相使”。所以君权必然是独一的，绝对排他的。这可以说是父权制家长观念在国家领域的反映。
根据诸子的观念，二元或多元的政治体制在操作上是不可能的，国家或天下必须统一于一个君主，国家或任何社会权力体系都只能有一个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韩非子•主道》。）韩非告诫君主说：“毋弛而弓，一栖两雄”。（《韩非子•扬权》。）儒家的孟子引证孔子的话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在回答“天下恶乎定”时，他说“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指出，“天子无妻（齐），告人无匹”。（《荀子•君子》。）在治国之道的探讨上，先秦诸子的思想呈现出多元化倾向，甚至相互势如水火。然而，在政治体制的设计上，他们却以相同的价值观念为基础，以君主为统帅的一元化权力结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这就是他们共同的政治心态。
一元化政治体制设计还包括其它一些内容。这里可以大致提出以下几点：第一，君主的至尊地位。它强调君主至高无上，独一无二，与臣民的“权悬”非常之大。第二，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绝对集权。战国时代就提出“百县之治一形”。（《商君书•垦令》。）韩非更简洁明白地宣布了中央集权的原则：“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第三，是权力关系的单向化。在下者绝对服从在上者，没有任何权利和权力逆向流动制约在上者。“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墨子•天志上》。）这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在一元化政治体制基础上还培养起一种“忠”君的道德，就象一个忠贞的女人不嫁二夫一般 臣民的感情也只能指向和固着于一个君主，献给一个君主，必要时还要象兵马俑一样充当君主的活的殉葬品。象中世纪西方人把感情和忠诚在政府与教会之间分配，形成双重忠诚，在中国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道德的。
先秦时代奠定了一元化政治体制设计的理论基础，至秦始皇得以实现。汉承秦制，这套体制得到完善和巩固。此后在整个古代社会，它成为几近僵化的政治模式。尽管王朝频频更替，但这个模式不但从未被突破，反而不断被强化，并内化为人们不可移易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几乎没有人跳出这个框子去思考问题。尽管这个模式一再证明了它的失败，但从末受到过怀疑和认真地反省或争议。它的每一次失败，都促使它进一步强化，古人顺着这一个方向一直走下去，直到古代社会的尽头。
“一天下”的政治情结
中国的历史是从统一开始的，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在后人的心目中，都是华夏族或“天下”统一的共主或帝王。被人们不断津津乐道的尧舜禹汤文武，形成上古时代一以贯之的道统。一个人类共同体，一个社会整体，一个中心，一个圣王的治理，这是上古的中国人就形成的观念。无论这种观念是否真实，它毕竟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统一的信念，一种对民族整体的认同。而西方的历史却是从分散和多元化开始的。西方历史有三个发源地，即希腊城邦、意大利半岛的城市和部落以及日尔曼国家，其中每一个发源地又都是多元的。希腊城邦源于多中心的荷马时代，城邦由迈锡尼时代之后众多分散的氏族部落居住地演变而来。罗马城邦是意大利种族各异政治上各自为政的众多城市和部落之一。中世纪日尔曼各王国是在互不统属的各部落及其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西方政治史的开端无论在事实上或人们的观念上都具有多元主义特征，除罗马后来成为意大利的中心外，也没有一个稳定的中心。
在整个西方的政治史上，统一的意识非常之弱。在希腊，人们看到成千的城邦各自为政，独立并存达几百年，这期间也有过统一的呼声，但没有形成希腊人的共识。即使在波斯大军压境，希腊城邦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的时候，希腊人也只达到过部分的和有限度的联合，没有真正统一起来。罗马人虽然实现过统一，但他们并未把统一本身作为理想，需要的时候，他们竟主动把庞大的国家切割为两个或四个部分，各设一个统治者分头治理。这在中国人是不可想像的。在中世纪，政治上是极其多元化的。帝国、王国、公国、相对独立的城市、主教领地或修道院等，既相互包容交错，又相互独立，自成体系。中世纪西方人从罗马帝国继承了统一的观念，然而却没有对现实中极其杂乱的政治版图感到不安，更鲜有人认真地去实践统一的理想。到中世纪末期，四分五裂的国家开始向统一的民族国家过渡，在英、法、西班牙等国实现了王国层面的统一，结果是确立了欧洲的分裂。并且这些统一体的规模和内部关系仅大体相当于中国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水平。然而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小规模的统一很快就过渡到秦朝的更大规模的统一，秦朝将全国设立36个郡，后增至40余郡，其中一个郡就相当于西欧的一个国。在这样一个规模上的统一是中世纪西欧人不敢奢求的。即使在他们那种较小的规模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迟至19世纪才得以实现。
所以在西方的历史上，虽然有过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统一，但分立主义却占着主导地位。它的政治发展模式从分开始，是“分—合—分”的路向，而中国虽然有过分裂，但统一却是主旋律。它的发展模式是从合开始而又复归于合，即“合—分—合”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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