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安于分立而中国人执着于统一的心态在出现分裂的状态下呈现出十分鲜明的对比。古代希腊城邦时期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在同一文化区域或同一民族范围内，呈现出许多国家并立的局面。然而，希腊人把各城邦的独立自治当作常态接受下来。他们把精力集中于城邦内部的事物，不过不是为了使城邦强盛起来以承担统一的使命，而是使公民过上一种优良的生活。象斯巴达那样以克敌致胜为目标，从而牺牲了公民优雅美善的生活的城邦制度为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所鄙视。城邦之间远不是和平共处的关系，但城邦间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霸权，而不是兼土地和人民。当一个城邦征服了某个城邦后，通常采用三种政策：第一，迫使对方与自己结盟，或扶植符合本邦意愿的党派掌权，从而改变其政策或体制；第二，将本邦部分公民迁至该地，建立一个新的城邦；第三，把这个城邦彻底毁灭。成年男子杀掉，妇女和儿童卖为奴隶，有时还要用犁杖把土地翻一下，表示此地不得再建城邦。似乎毁灭一个城邦比奴役一个城邦更容易些，也更可取。在数百年间，城邦之间互相兼并的现象是十分少见的。与此相反，春秋战国时代多国并立的现象从未被视为正常现象，而是反常的、暂时的现象。在人们的观念中，天下本来是一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现在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蜂起，纷纷扩张自己的领土和势力。天下没有了“共主”。于是先有“五霸”起而承担号令诸侯之责，接着便是各国直接承担起统一天下的使命。有一种不断兼并扩张的驱动力，推动着各国象滚雪球一样吞掉周边小国弱国，最终走向各国的统一。
先秦诸子就是在这种对分裂的不安和走向统一的大潮中应运而起的。统一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自我意识。正是在这种天下纷纷的政治形势下，“一”的追求格外强烈。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一”的概念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虽然也有过象公孙龙那样“离天下”的主张，那不过是一种与主流观念极不协调的奇谈怪论，没有引起人们认真的对待。荀子曾说，所谓“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荀子•儒效》。）上古三代统一的历史传统塑造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在人们的观念中，三代的圣王都是“天下”的共主。 帝尧以其仁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并“协和万邦”。而舜的仁政和刑罚则使“天下咸服“。（《尚书•尧典》。）禹的威势更是”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夏商周三代更不必说，所统治的范围都是”天下“，统治者称”天子“。这个”天下“是中国古人视野所及，也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古人的“天下”观把华夏文明所覆盖的所有地区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统摄“万邦”，只有周边少量的“四夷”因鞭长莫及而被忽略。东周开始的诸侯异政，被视为“天下”大“乱”。先秦诸子提出各种救世方案，其眼前目的是“治国”，即各个诸侯国，最终目的是“平天下”、“一四海”。“平天下”就是重新整合肢解破碎的华夏族共同体，使“天下”最终“定于一”，也意味着使某位君主“得天下”。这是他们无可怀疑的目标。当秦汉的大一统实现后，这个“天下”就愈加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历代帝王和政治家追求的目标就是“尺地一民，尽入版藉”。（《大元一统志•序。》）宋太祖立国之初，于风雪之夜拜访重臣赵普，，赵普问其缘由，他答：“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邵伯温，《河南邵氏闻见前录》，卷1.）天下没有统一，竟会使帝王如此不安。宋太祖灭南唐的典故更具有象征意义。虽然南唐国主李煜一再贬损自己，对宋恭顺称臣，可宋仍发兵渡江攻伐。南唐使者对宋太祖说：“李煜何罪，而陛下伐之？且煜事陛下如子事父！”。而太祖反接过这个话茬回答说：“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结果使者无言以对。当使者再一次请求缓兵时，宋太祖却不耐烦再讲任何理由，“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东都事略》，卷23，《李煜传》。）即便他人“安睡”也容不得，这就是“一”的心态。
大一统秩序下的长期生活在中国人深层心理上积淀为“天下”的情结，每个有作为的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在“天下”这张底板上构绘他们的政治理想的蓝图。
希腊罗马人生活于地中海沿岸，这里是一个较为开放的地理环境，生长于这里的每一种文明都与周边的其它文明相互了解和沟通。城邦时代的希腊罗马人虽然也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是地中海周围众多民族之一，绝不敢把他们所居住和统治的地方称为“天下”。他们对其它民族和国家的征服出于功利的动机，为了得到土地、奴隶、财富，或为了满足征服欲、野心，为了得到荣誉，他们没有感到有统一天下之历史责任。实际上，直到近代西方的殖民活动仍继承了这一传统，西方人曾将全世界大部分置于其殖民统治之下，但当非殖民化过程完成之后，我们看到，那些老牌的殖民国家不仅没有做出统一天下的努力，甚至也未曾为自己扩张领土。
西方人对内部统一的需求也出奇地弱。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希腊世界”的观念相当于中国人的“天下”观。不过在他们的心目中，希腊世界的统一仅仅是民族、文化和宗教上的统一，在希腊的历史上也有过象泰勒斯那样的人发出过微弱的联合的呼声，希望希腊人团结起来共同对外，也实现过一定程度的联合或联盟，但在政治上的完全统一却从未使他们真正动心。他们对城邦独立自治的信念与先秦诸子对“天下”统一的信念一样，从未发生过疑问。迈锡尼王权垮台形成的破碎的政治版图，如同用各色碎布胡乱拼缝而成的褥垫一般，这也没有使希腊人感到不安。小国寡民的城邦，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亚里士多德在对城邦的人口和土地面积进行了一番详尽论证后得出结论，认为“一个城邦适当的人口限度”，“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他的意思是说，城邦规模的最低限度是能实现自给，最高限度是邦内公民之间能互相熟悉，站在高处能将境内一览无余。在另一场合他又进一步具体地指出，“城邦不能由十个人组成——可是要有十万人就不再是城邦了”。
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罗马城邦建立之初就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不过他们不是追求某种统一天下的理想。开始是为了生存，不扩张就不能保证安全，后来则受到一种追求权力和财富的欲望所驱使。他们在扩张本身中即得到满足。到帝国末期，统一的帝国开始解体，日尔曼蛮族部落潮水般涌入，把帝国撕成一个个碎片，最后连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也遭洗劫。这场劫难远过于中国周天子权威失坠后的天下大乱，在当时罗马人心中也造成了强烈震荡和深刻创痛。
著名的基督教学者杰罗姆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是这样的惊惶失措，由于发生在西方，尤其是发生在罗马城的这场浩劫，正象一般人就此所说的那样，我甚至连自己的姓名也忘记了；长期以来，我保持缄默，认识到这是一个哭泣的时代”。人们感到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激起罗马人重新整合社会、统一国家的激情。在他们的冷漠中，罗马国家被断送了。
在中世纪，代表西方统一理想的是基督教会，但它却无力在政治上实现西方的统一。在政治领域，西欧不仅有水平方向上各个国家的分裂，还有各国内部深刻的垂直方向上的分裂。到宗教改革后，教会自身也分裂了。宗教改革的政治意义在于各民族政治上的根深蒂固的分立主义最终挣开了教会统一的纽带，从此以后，统一的天主教只剩下残破的半壁江山。
西方人顽固的分立主义和中国人对统一的执着追求，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对比。
就希腊人来说，他们的城邦观念源于城邦属公民集体所有的制度以及他们对自给自治理想的追求。城邦领土的扩张，便意味着公民集团的扩大、公民与国家间关系的疏远以及公共生活的松懈甚至完全丧失。罗马城邦共和国便毁于自身的扩张。在希腊，类似的例子也是有的。如斯巴达人就由于对被征服者的恐惧而失去了自身的自由。
在中国，由于家国一体和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国家的土地和人民被视为君主的产业。“贵为天子者”，当“富有天下”。（《荀子•荣辱》。）这是君的观念，也为臣所认同。由一家占有一国，由一国进而兼并“天下”，这是君主产业的扩大。这个过程是非常自然的，以致很少有人对它发生疑问。
先秦诸子（和后来的政治思想家）几乎都是从君主的“家臣”地位出发来认识政治问题的，所以，把“天下”统一于某一位君主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秦始皇兼并六国后骄傲地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正是先秦诸子的政治理想（老子是个例外）。所以“一”的心态正是家臣心态的一个侧面。
无论希腊人还是中世纪的西欧人，它们并非对国家的统一和扩张不感兴趣，而是有更重要的目标被置于这个目标之上。 在希腊，是公民们对自己独立自治和公共生活的珍惜，在中世纪，是贵族们对自己传统的权利和特权的维护。这些公民或贵族的集体构成国家的中坚，任何外来势力企图奴役这个国家，都会遇到这个集团拼死的反抗。希腊城邦的历史上，常有城邦的公民在维护城邦独立战争中失败而集体遭屠杀的事情。中世纪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在反抗诺曼入侵中几乎全部战死沙场。公民（相当于政治贵族）和贵族由于其独特地位和性格而产生的这种坚强的反抗精神无疑是大规模统一兼并的障碍，也是分立主义的重要基础。而在中国，国只为统治者的家族所私有，“天下”分裂为若干独立小国，是一些野心家的自私行为，这种国的灭亡也主要与他们有关。只有国君和那些感到因“食君之禄”而需报君之恩的“忠臣”们才会有维护国家独立的主动性。普通人民对统治者家族间的争夺表现得麻木、冷漠。加之他们已经被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驯化成软弱无力、一盘散沙的一群，把他们置于新主人的统治下并不会太困难。如果新主人比原来的主人开明宽厚，就会得到他们的欢迎。
西方的分立主义和中国的大一统理想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希腊人因多元主义而得到了自由和民主，但他们始终没有克服城邦的分立，并在各城邦间的自相残杀中走向衰败，最终被外部力量所征服。中世纪的政治分裂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德国和意大利由于分裂而长期落后于其它国家。直到本世纪，欧洲的分裂还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它也带来了各国间的竞争，并通过竞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各国在分立的条件下也发展了各自的个性，每个国家都创出自己独立的道路。各国相互影响、补充，交错前进，使西欧社会充满生气与活力。中国却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它保证了中华民族以其人数的优势于两千年中立于不败之地。一个地广人众规模庞大的国家，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最丰厚的一份遗产。在现代社会里，它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然而在这个大一统的社会里，专制主义传统却深深地扎下了它的根。希腊人为了自由民主的生活不得不满足于分散弱小的国家，而中国人则为了维护一个广土众民之邦不得不吞下专制主义这付苦药。
总之，分立而民主，或统一而专制；分立而灭亡，或统一而生存，在古代社会，这是“一”与“多”无可选择难以兼得的归宿。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联邦制和代议制的发现，才使在一个规模较大的国家里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成为可能。当代信息社会创造的新的信息传播手段和交通工具，普遍提高了人民的教育水平，也极大地缩短了人们在空间上的距离，从而使一个国家较大的规模不再是实现自由民主政治生活的障碍。
作者：丛日云 来源：《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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