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如何，这些看似羽翼渐丰的地区大国却没有一个具备摘取世界领导力（有时甚至是地区领导力）“皇冠”的野心与实力。俄罗斯总体而言尚是一个没落的大国；该国仅能利用西方盟国之间的“裂痕”以及本国的非对称网络能力、准军事能力，给西方政治体系制造有限的混乱，同时阻止前苏联国家与北约国家发展经济或安全协作关系。中国，与历史上所有的新崛起大国一样，正在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地区进行一些试图挑战当前国际秩序的修正式行动。不过，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中拥有重大利益，不可能与美国发生直接冲撞。伊朗是一个有野心的地区大国，可能会致使那些什叶派民众不满的波斯湾国家发生动荡。伊朗逐渐成熟的核力量也会对以色列与其它波斯湾国家构成威胁。最后，尽管朝鲜对美国的盟友韩国构成严重威胁，但其关注重点主要在维护“金家王朝”政权的存在，更无力决定东北亚的未来局势。
无论如何，由于亚洲、欧洲、波斯湾的地区大国不断增长的国防开支、非对称能力，美国全球领导力面临的不确定性在同步增加。在以上提到的任何地区，美国盟友都无法充分应对潜在大国的胁迫性行动；同时，我们的地区盟友也认为，美国在对本国周边威胁的威慑能力是不足的。然而，有必要看到的是，各地区大国相互之间的合作是肤浅的，他们均感到来自对方的威胁——例如，伊朗支持伊斯兰革命，会使中国、俄罗斯境内的伊斯兰少数民族变得不再安分；中国的发展会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带来忧虑；俄罗斯与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展开的斗争，会使中国陷入不必要的冲突；仅有伊朗从朝鲜核试验中看到利益，而中、俄等国对此十分厌恶。可见，此类深深的矛盾在领导世界的民主国家中并不多见。问题是，华盛顿、伦敦或柏林都不存在以前那种紧密的地缘政治概念——“西方国家”（TheWest）。换言之，民主国家应对地区潜在敌国的合力始终小于各部分之和。例如，面对中国在东亚地区的胁迫性行动，欧洲国家显得漠不关心，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支持不力；同时，日本在远东地区亲俄排中的野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跨大西洋联盟战略。
该问题的维度之一在于，西方民主规范与法制在所有地区扩展都充满越来越复杂的对抗。在冷战结束之前或之后的几年内，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都涌现出诸多民主政府，如韩国、印度尼西亚、波兰、乌克兰等。日前，在亚洲范围展开的民意测试显示，与主张集权式发展的“北京共识”（Beijingconsensus）相比，大多数人更喜欢民主规范与法治。而事实上，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匈牙利、柬埔寨、泰国、菲律宾以及其它数十个国家都在回归集权统治。由于害怕西方发起的“颜色革命”，俄罗斯与中国早在十年前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便开始讨论与实践如何监控社会舆情，并使政治异己、出版商闭嘴或归顺。“自由之家”（FreedomHouse）报道称，仅12年来，媒体自由达到最低水平。与此同时，自2009年以来，美国和欧洲在资助外国民主与社会治理方面的开支呈逐年减少趋势；同一时期的公众调查也显示，美国并未将民主看作对外政策优先事项而予以高度重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2014年度面向精英集团的意见调查中发现，不只是中国的专家，就连美国的专家也怀疑亚洲地区国家的民主与人权状况。这些趋势不仅反映了美国对国内民主进程的沮丧以及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而且折射出美国与欧洲有关国家领导对民主范式强调的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后的欧盟（EU）、G-5、G-7均支持开放的社会与经济。随着金砖国家的崛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特别是G-20的出现，已有制度构架也必须进一步扩展，并实现其自身的“民主化”进程。G-20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凝聚各国共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事实证明，该组织过于庞大，成员之间意识形态分歧严重，不利于像G-7那样达成积极的具有前摄性的经济议程。在欧洲，欧盟曾致力于打造一个自由的、一体化的欧洲，但英国脱欧（BREXIT）的事实却表明“欧盟试验”的基础是那样脆弱——即使在欧洲大陆（相比于英伦三岛），民意测验也显示，一些国家的民众愿意通过英国式全民公投的形式，脱离欧盟。在亚洲，战后也涌现出各种国际组织；然而，由于多个传统地缘政治大国的回归以及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分歧严重，导致这些国际组织的功能大大折扣。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2009年调查中发现，亚洲许多精英人物对地区多边会议（如ARF会议、APEC会议、EAS会议等）在解决实际危机中的作用信心不足；同样，在2014年的调查中也发现，人们对地区多边主义的增长充满悲观情绪。2016年7月，当中国能够买通柬埔寨、希腊、匈牙利与斯洛文尼亚，并阻止欧洲与亚洲在支持联合国仲裁法庭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UNCLOS）裁定的有利于菲律宾的南海仲裁案时，人们才突然发现欧盟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暴露出来的“阿喀琉斯之踵”。也就是说，在一定手段的驱使下，某些地区组织阻止其它地区大国咄咄逼人的行为会大幅缩水。与此同时，某些新的国际机构的出现似乎也对业已存在的多边组织构成一定挑战。中国于2014年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AIIB）就是这样的例子。
然而，某些地区大国对现有国际或地区组织的挑战不应被高估。尽管中、俄等大国可以通过拉拢某一国家的手段弱化欧盟或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地缘政治行动，但不要忘记，这些组织的地缘政治行动更依赖于北约或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另外，欧盟和东盟都在继续确定加入欧洲与亚洲地区组织的条款，而这是某些地区大国所无法做到的。在欧洲，欧盟是无可替代的地区组织；而在亚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译注：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即所谓的“10+6”，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若RCEP谈成，将涵盖约35亿人口，GPD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1/3，同时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尽管不包括美国，但却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的亲密盟友，同时该组织的发展进程在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发展之后。而事实上，无论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被美国和中国认为是2007年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简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所主导的一体化努力的一部分。同理，尽管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AIIB）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有所不同，但其仍然需要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保持密切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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