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战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传统基础正面临一些威胁，然而远非到了被瓦解的边缘。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国际体系出现了一些新的“熵”源，即由全球化与非国家实体带来的全球性威胁。有意思的是，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在他们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Security Strategy）文件中都曾指出，全球性挑战有利于联合其它地区性大国，进而有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当然，对布什政府而言，主要关注各国联合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对奥巴马政府而言，主要侧重于在应对气候变化威胁方面的合作。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两届政府都是对的。由于全球反恐战争阵线的形成，大国关系呈现相对稳定的格局；而另一方面，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中美关系少数几个积极合作的领域之一。此外，在应对禽流感威胁方面，布什政府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并通过这种合作赢得别的国家的信任；而在应对寨卡病毒方面，奥巴马政府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此同时，正如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所表明的，基于应对全球挑战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合作关系并未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地缘政治格局。迄今看来，这些全球性挑战既未显著地削弱，也未显著地加强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基础。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气候变化导致国家之间为争夺紧缺的水源而发生争斗或者导致某些国家发生国内动荡，抑或由于动物身上的某种致命病毒传到人身上而使国际航线被迫停运、贸易由此中断，那么势必会对全球秩序带来灾难性冲击。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随着核武器、生物武器的获取门槛变得越来越低，再加上互联网的“推波助澜”，都会加快对全球秩序带来的影响。另外，面对频繁的网络空间攻击，全球经济本身便得更加脆弱。

基于这些新的想定，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全球秩序呢？如果说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基础由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技术的进步而开始崩溃，那么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尽管技术进步具有无限潜力，但以上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设性的。信息技术可以从各个维度加快社会变革。例如，社交媒体的发展最终会使社会的天平向自由社会倾斜。

决策者与战略家们也可能得出相同的结论。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并未走向崩溃，但却由于种种内、外因素而发生动摇。另外，如果由于全球化与先进技术的扩散而发生破坏力极强的灾难性事件，那么这一基础很可能被摧毁。应对与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从美国社会内部入手，加强美国的凝聚力与弹性。如果说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基础是美国的能力与意愿，那么在此政府换届、百废待兴（尤其是此次总统大选暴露出美国社会的巨大裂痕）之际，尚有许多工作要做。核心向外第二环是美国双边与地区盟友网络，它们与美国具有相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强化第二环的手段包括：加强各盟友军队之间的联合作战能力、互操作能力，加强各盟友的国防现代化进程，增进贸易自由，促进各盟友共同遵守民主规范与准则。劝阻某些地区大国修正主义行为的能力，反过来又有赖于“西方社会”的团结——当然，这里所谓的“西方国家”也包括远东地区的民主伙伴国家（译注：即日、韩）。最后，美国对地区秩序的主导应当建立在与中、印等地区大国共享国际社会治理权的基础之上——正如20世纪与日、德等强国共享国际社会治理权一样。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做出妥协并与中、印等地区大国共享国际社会治理权之前，应当首先要巩固美国国内社会这个“核心”。

最终，还得依靠坚强的领导力。在我们需要杜鲁门（Truman）、阿登纳（Adenauer）（译注：西德首位总理。在其任职期间，德国开始经济重建并成为北约及共同市场的成员国）与吉田（Yoshida）（译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首相。推行积极的亚太经济政策，为日本战后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的时候，他们如期而至。当我们需要里根（Reagan）、撒切尔（Thatcher）（译注：英国首相，号称“铁娘子”）、科尔（Kohl）（译注：德国总理，曾是德国统一的主要支持者）与尼克松（Nakasone）时，他们也来到我们身边。当前，我们正也需要一位英明的领袖能够带领美国人民继续保卫与扩大自由和繁荣。遗憾的是，我们看到，当前一些自由民主国家却面临严重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低效的政府领导。历史表明，领导力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美国下一届政府必须牢记，自由与民主始终是美国人民需要他们竭尽全力保卫的。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夏之冰 编译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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