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乌克兰危机中的核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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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军工信使》周报2014年第26期刊登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阿列克谢•阿尔巴托夫(Алексей Арбатов)的文章——《核天花板》(ЯДЕРНЫЙ ПОТОЛОК)。文章认为,核遏制是冷战时代的产物。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核裁军取得显著进展,核遏制似乎在逐步失去存在的根据。但乌克兰危机似乎标志着新冷战已经拉开帷幕,这势必会使核遏制思想再次抬头。但作者认为,在新的政治军事形势下,核遏制并不会带来地区战略稳定,也不是核武器越多,国家就越安全,而且核武器早晚会落到国际恐怖组织手中。作者对全面核裁军的前景表示悲观,并认为:反导防御系统、常规战略武器、非战略核武器和其他大国的核潜力等战略核力量平衡以外的因素对战略稳定的影响越来越大,削减和限制远程进攻性核武器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文章编译如下:

在已经持续一年半多的尖锐的乌克兰危机过程中,以及围绕乌克兰危机,俄罗斯、美国、北约其他国家与乌克兰一样,在官方层面上都谨慎地绕过了核武器和核遏制的主题(如果不包括尤莉娅•季莫申科今年3月24日就此问题而发表的愚蠢而不负责任的言论)。但潜藏的核话题和战略作为当前充满戏剧性的事件的独特背景而存在着。无须叙述近几十年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们的关系史,也无须介绍当前危机的特点,我们只分析核遏制在当前形势下所起的作用,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新对抗可能对其产生何种影响。

核遏制理论与实践

首先可以表达一个观点:核遏制,这是50年代初政治理论家(首先是美国人伯纳德•布罗迪和亨利•基辛格)的发明,后来为政治家们和军方所沿用。历史上,国家总是规定军队的主要使命是打仗。而战备程度本身往往附带着成为对敌人施加政治压力以迫使其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手段。除了从核战争灾难性后果的角度来看,核遏制构想提高了间接使用核武器的方法的作用,该构想在这里并未提出什么新东西。

与此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实际上在核武器70年的历史中,无论何时都没有一套系统和一件核武器是抽象地为遏制而研制和列装的。核武器都是为了按照现实的核战争作战计划执行具体作战任务和消灭确定的目标而研制和部署的。存在过相反的辩证关系:新型核弹药及其运载工具的研发催生了其新的使用计划或更高效地执行以前作战任务的方法。可能只有1961年试验的赫鲁晓夫的5800万吨的“炸弹之王”是个例外,其目的是恐吓全世界,但由于重量和尺寸巨大而未列装(没有一架苏联轰炸机能装下它,导弹就更不用说了)。

核武器的基本悖论在于:理论上研制和拥有它是为了遏制,但实际上总是服务于具体的战争任务。完成这些任务往往要求采用这样的核武器使用方法:使核战争可能性更高,即破坏核遏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互的。例如,这属于在常规战争中为了防止本国或其盟友被击败而进行的首先打击和旨在避免敌人缴械式打击的先发制人打击或反击构想(这会增加因假警报而爆发战争的危险性,特别是在发生国际危机、核力量提高战备的情况下)。战役战术核武器更是这样,这种核武器的目标是在战场上执行战斗任务,主要是为了防止在常规战争中被击败而首先使用。

实际上,现有全部9个核国家都以不同的公开程度在自己的军事学说中规定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只有中国是个例外:无条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对中国的情况,许多专家表示怀疑,与俄罗斯和美国不同,由于中国核力量和情报指挥系统的效能和生存能力不足,中国没有可靠的反击潜力。因此预计,中国实际上计划在受到核袭击概率很高的情况下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样,相互核遏制辩证地包含自身中断的种子,从而是核战争的导火索。

冷战期间积累了巨大的核武库。据专家评估,世界核武器总威力在1974年达到最高峰,为25000兆吨,相当于160万枚1945年8月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而就已部署的核武器数量而言,1985年达到顶峰,为68000件核装药。这一骇人听闻的潜力无疑远远超出为打击敌国居民和设施所需的核武器合理使用标准。但是保持突破防御系统和获得对对方战略和战役战术力量进行缴械式打击的可能性的意图是扩大核武库的强大刺激。第一项任务得以顺利完成,但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在60年代中期以后都未完成第二项任务。这一局面保持至今,在预见的将来仍将保持下去。

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来,核武器储备数量缩减为以前的几分之一——既在俄美条约框架内,也通过包括英、法在内的这些大国的单方面削减。但是核武器拥有国数量从7个增加到9个(五大国加上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但目前核武库的总威力相当于70000枚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总数量则接近10000件,其中超过90%为美国和俄罗斯所拥有。从而也存在着核遏制作为防止战争的工具和发动战争的扳机的二元论。令所有人措手不及的乌克兰危机再次提醒人们,俄罗斯与北约直接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又回到现实政治需要讨论的情况。

核裁军思想

在90年代和新世界头十年的前三分之二,大国的出发点是,冷战一去不复返和世界正在沿全球化与一体化道路(包括安全领域)前进。当然,那一时期的世界秩序远非在所有方面都令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满意,特别是美国企图推行其所领导的单极世界的学说。尽管存在分歧,毕竟经济与军事政治合作而非竞争是大国关系的主流。

在这一时期,在核武器和常规军备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和销毁领域签订了一些重要的协议。其中后者是指2010年签订的新的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条约。进行了关于联合发展反导防御系统的谈判。9个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南非、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巴西、阿根廷)自愿或被强制放弃了核武器或军事核计划。40多个国家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包括2个核大国——法国和中国。核不扩散条约1995年成为无限期和覆盖范围最广的国际文件(除了联合国宪章)——只有4个国家没有加入该条约。

以上趋势要求,在分阶段削减核武器和其他核国家加入这一进程的同时,逐步停止相互核遏制这一美国/北约、俄罗斯和中国军事战略关系的基础。关于联合发展反导防御系统的谈判这一事实本身曾意味着俄罗斯与美国战略关系的根本改变,尽管谈判者显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在继续用成千上万的核弹头相互瞄准的同时在建设美国反导防御系统、俄罗斯空天防御系统这样的昂贵、完善而至关重要的系统中进行合作是不可能的。

由此得出结论,遏制已成为落后于时代的现象,同时,核遏制在与象核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种族和宗教冲突及其后果、毒品流通、跨境犯罪等这样的新的现实威胁斗争方面毫无用处。

今天,所有这些见解在原则上仍然完全是理由充足的。发生变化的是:乌克兰危机长期地破坏了对俄罗斯和西方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所抱的希望。现在核遏制与合作之间的悖论自己得到了解决:关于反导防御系统的谈判完全破裂,相互核遏制仍然存在,并可能升高到一个更高的潜力水平上,许多迹象表明,冷战又回到了双方关系中。现在一切都很符合逻辑,辩证法的矛盾不复存在。在某些方面世界已经回到80年代中期以前,甚至更早——20世纪初或地缘政治竞争和领土争夺的19世纪。

俄罗斯(与国外一样)有许多人欢迎世界上开始的分裂和对抗。他们十分怀念冷战时期简单的“黑白”世界,把以前本国领导地位、其爱国主义热情和在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及军备竞赛中的英雄主义成就与之联系起来。但是在俄罗斯,往往是那些在冷战时期工作过的人,尤其是那些在冷战之后从政的人用历史虚构冒充现实,并为失去的“世界秩序”(实际上是处于全面毁灭边缘的平衡,并使国家付出巨大的牺牲和物质损失)而感到惋惜。不仅如此,如果不加以制止,新冷战将完全不象旧冷战,甚至会比后者糟糕。

新冷战?

对俄罗斯有好感的美国政治学权威资深学者罗伯特•莱格沃尔德对当前的危机深感遗憾,他强调:“尽管新冷战将区别于旧冷战,但它将极具破坏性。与旧冷战不同,新冷战没有覆盖整个世界体系。世界更多地不是两极格局,大的地区和关键玩家,如中国和印度,都将避免被卷入……但新冷战将对国际体系的所有重要方面产生影响。”他指出,将中断合作并削弱国际安全的领域包括;关于欧洲反导防御系统的对话,北极能源开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改革。这一清单还可以包括在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扩散、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俄罗斯和西方共同面临的主要的全球和跨境威胁,不久前伊斯兰极端势力在伊拉克的进攻已经提醒了这一点——等领域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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