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乌克兰危机中的核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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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极为复杂和活跃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俄罗斯的立场令人堪忧。俄罗斯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比后两者与中国的关系糟糕。这客观上为它们开启了对莫斯科加大压力的可能性。庞大的中国威胁着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只有同意其条件才能与之交好。俄罗斯南方是一些不稳定的国家,它们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越来越大。欧洲部分的邻居,客气地说,是一些不十分友好的国家——以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达维亚、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为代表,以及一些不是很好预测的伙伴(白俄罗斯)和地缘政治上被孤立的盟友(亚美尼亚)。当然,尽管美国采取新的遏制政策,俄罗斯以其庞大的体量、能源和军事潜力都不惧国际孤立或外部直接武装侵略。但1991年以前苏联也不惧任何威胁,而且苏联的领土、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潜力大得多,人口多得多,拥有封闭的边界,对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依赖也小得多。

平衡的代价

在乌克兰危机中核遏制是在幕后进行的。诚然,俄罗斯进行了有导弹发射的大规模战略力量演习,而美国向欧洲调遣了数架B-2A重型轰炸机。但与冷战时代不同,双方没有互相进行任何的直接核威胁。即便如此,作为关系背景的核遏制多半还是产生了影响。其中,这体现在美国和北约关于它们没有军事干涉或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打算的声明中。不加特别解释和履行手续就取消1994年的布达佩斯备忘录(关于多乌克兰撤出核武器以换取其领土完整保障)没有导致基辅严肃地要求拥有核武器和西方推动它走这一步。

同时,假如俄美之间不是走入死胡同,而是就下一步削减核武器(以在2020年以后限制俄、美力量)进行了紧张的谈判,华盛顿对乌克兰事件的反应和中断与莫斯科合作的姿态可能会明显更软。美国只是在控制措施和可预测性方面对2010年新的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条约感兴趣,而不是从削减俄罗斯战略武器的角度。由于老化的系统大规模退役,新的陆基和海基导弹以及潜艇列装速度缓慢,在核裁军方面,俄罗斯的战略力量已经低于条约的最高限度。

2012年弗拉季米尔•普京相当详细地公布了俄罗斯战略力量完善计划。根据该计划,到2020年以前将列装400枚现代化洲际弹道导弹,亦即每年44-45枚。但目前只部署了几分之一(预定截至2014年列装22枚战略导弹)。由于计划和武器系统正在回归多型化——这个正在复兴的传统以前曾是消耗苏联主要因素之一,未来资源的负荷将会成倍增加。

目前,已经有6个陆基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号处于不同的研发、试验、生产和部署阶段。包括“亚尔斯”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防线”新型轻型导弹系统(已试验洲际射程和远程),“萨尔马特”新型井基重型导弹(取代RS-20),以及不久前国防部提出的新型铁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海军在继续为老潜艇(667BDRM型艇)生产“青斑”/“大型班轮”导弹,并为955型即“北风之神”级新型导弹核潜艇(首艇为“尤里•多尔戈鲁基”号)部署“圆锤-30”潜射弹道导弹。除已经建成的3艘外,2020年前还将装备5艘955型潜艇——实际上是每年一艘。2020年以后预计将列装新型重型轰炸机(远程航空兵未来航空综合系统)和配套的Kh-101/102两用巡航导弹。战略核力量的整个更新计划将耗资数千亿或数万亿卢布,需要俄罗斯预算、国防工业和科技部门付出极大努力。我们注意到,采取这些规模宏大的措施的背景是经济已经开始停滞(也有可能是下滑和不断增加的预算赤字)。

在目前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俄美军备竞赛不可避免会加速,特别是在高技术领域:信息-控制系统,高精度的非核防御性和进攻性武器,导弹-滑翔武器,可能还有轨道武器。这一竞赛与冷战时代的核军备和常规军备竞赛规模与速度未必能相提并论,这首先是因为主要强国和联盟的经济资源有限。

与此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军控谈判走入死胡同不可避免,现有军备限制和不扩散体系(首先是1987年中导条约,可能还有2010年签订的新的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条约甚至核不扩散条约)很可能解体。

核遏制被重新提到世界政治的显要位置如果不是促进、那么无论如何也将为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布置适宜的背景。它不会引起相互核遏制的自动再生和地区战略稳定。在苏联(俄罗斯)与美国相互遏制框架内用了数十年的战略稳定维持机制如今在新的核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并不存在。

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早晚会不可避免地使国际恐怖主义获得核武器。大部分新出现的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位于俄罗斯周边。而恐怖分子视俄罗斯是与西方一样的敌人并依靠北高加索和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地下伊斯兰教徒。

乌克兰危机间接地表明,当大国之间发生危机时,核武器仍扮演一定的遏制角色。但这决不意味着,核武器数量和花样越多,国家安全越稳固,尽管许多俄罗斯政治家、官员和军人大概正是这样认为的。在军事方面,各种计划和武器系统类型增多会导致资源分散,质量下降,生产批次减少,武器成本增加,基础设施、后勤保障和人员训练投资大幅度增加,最终导致战略潜力的总体军事效能下降。例如,这体现在战略核力量的数量水平低于2010年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条约的最高限度上,体现在其生存能力和战备程度上,而这意味将导致遏制潜力甚至地位角色下降。

整个国家军事安全将因导弹核计划增加而蒙受损失。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将脱离其他更迫切的国防需求:从信息-控制系统和高精度武器到部队作战训练、装备水平和人员质量。

如果能成功地在从来都不会用于实战(象所期望的那样,而核遏制的意义就在于此)的战略力量更新上节约经费,那么就能拨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其他军事目的。利用下一个限制战略进攻武器条约(同时减少相互重复的武器系统型号)能最能节约经费,同时又不失去战略平衡、战略稳定和战略地位。

不仅如此,考虑到低于2010年莫斯科条约的最高限度的俄罗斯战略核力量水平的客观裁减前景,下一个限制战略进攻武器的条约可能成为使俄罗斯遏制潜力在与美国平衡和战略稳定的基础上保持在合理足够水平的重要工具。

政治精英们可能有种幻觉,觉得谈判和新协议将削弱俄罗斯的核声望。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如不相互按条约裁军,莫斯科将单方面丧失与美国的均势和自己核潜力的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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