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信念。虽然美俄学者对其军事改革满是诟病，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的深入推动都会涉及多个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许多改革措施的成功推行都需要一种对改革必胜信念的支撑。美军在国防采购领域的很多做法受到他国的称赞，但对飞机仅仅“先飞后买”的简单提议，是经过部门内部不停地斗争才能得以实施的。倡导在真实条件下进行武器测试的普莱尔测试改革提案，更是经过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背后工作，才在国会获得通过。而其先进的作战理论，有些也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历程才得以确立。在对越南战争进行反思时，美国军事理论研究者就提出在未来战争中反叛乱作战的重要性。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对美国特种部队地位的正式认可，被看作通过特种作战实施“反叛乱”作战的重要标志。当时，有学者甚至认为这将对美军的战争方式产生深刻影响。但当2004年7月乔治·凯西将军接任驻伊拉克美军及联军司令，命令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参谋人员召开一次与司令部反叛乱专家们的见面会时，驻巴格达的美国陆军司令部竟然找不到一名反叛乱专家。而此时美国军事当局已于认定的叛乱分子们打了一年多的仗。直到对两场战争再次进行深刻反思后，美军才真正认识到反叛乱作战的重要性，开始出台相关规定。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有效的改革措施都是在许多改革的坚定推行者们不断尝试，不断推动下，才得以成功实现。
第三是共识。美俄军事专家认为，军事改革第一看重的就是这种纵横于军队之中的信任和理解。这种信任和理解在高层更多的是共识。从俄军事专家对叶利钦时期军事改革进行的反思可以看出，如果信任和理解遭到破坏，则越是在高层影响就越大。这一时期俄国防部长走马灯似的的更换，类似将导弹太空防御兵与战略火箭兵合并的糟糕的改革举措，严重破坏了高层对改革的共识。改革没有科学性可言，更为严重的是当战争发生时，总统面临失去军队支持的危险。俄罗斯第一次车臣战争时，在决定出兵后一些高级将领坚决反对动用军队，国防部3名副部长为此辞职，陆军第一副总司令拒绝担任前线指挥，11名将军给议会写信要求讨论军事行动的合法性。2006年，美国许多陆军将军要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辞职，而这一时期美军的改革也乏善可陈。美国军事理论家认为，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对改革分歧，导致双方极度缺乏信任。
这种信任和理解在基层更多的是团队的凝聚力。这甚至是很多作战指挥原则的重要支撑。美军军事理论学者指出，下达“任务式命令”体现出指挥官对下属的信任。如果指挥官事无巨细地什么都管，那么他的部下也无法适应战场上不断变化的情况。“任务式指挥”也就无从谈起。
可见，责任、信念和共识对改革的推动作用巨大。责任，即对国家、民族、军队的担当。正因为国家面临着威胁，正因为民众的安全受到挑战，军队才应该做好准备。信念则是对军事改革充满信心。而共识则是对改革正确方向的一致认可，是彼此间的信任和理解，是推动军事改革的动力。
五、几点思考
1．如何看待美军的技术优势？
技术是军事改革重要的推动因素。美军非常重视军事技术的发展，也一直处于世界军事技术的最前沿。尽管从海湾战争到两场战争，美国许多军事理论研究者对美军在改革中对技术的偏重提出尖锐的批评；尽管美军一直有研发经费高昂，但又不利于部队使用的装备研制项目下马，但依然不能使其放弃对技术的“狂热追求”。2014年，美军又发布以颠覆性技术为核心的国防创新发展战略——“第三次抵消战略”。美军为什么要追求军事上的技术优势？为什么能追求军事上的技术优势？
分析其“第三次抵消战略”可以看出，这其中绝不仅仅是技术。其实施举措除技术发展计划外，还包括改进“更优购买力”计划，建立高效灵活的采办体制；推动国防教育和创新计划，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者；完善兵棋推演系统，改进战略分析工具；积极创新，孕育新的作战概念等方面。因此，在分析美军技术优势时更应该关注技术创新牵引作用的内在机理，及其如何用先进技术牵引部队建设和作战的发展。同时，有些颠覆性技术并不具有“颠覆”性，可能代表未来“颠覆”的方向。以美军提出的颠覆性技术中的隐身技术为例，运用隐身技术飞机可以很“隐身”，但飞机挂的导弹是不“隐身”的，作战时不打“机”可以打“弹”，这是隐身飞机的一大缺陷。
在美军最新公布的五大关键技术，包括自主学习能力的机器、人机协作、人类作战行动辅助系统、先进有人／无人作战编组、针对网络（攻击）和电子环境进行加固的网络赋能自主武器。这五大关键技术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人机的结合。没有高素质的人员，是无法考虑人与机的结合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不断反思中，美军已经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先进的人才培养制度。每当有重要的计划或指南出台，美军就会出台或更新人才培养政策，以支持计划或指南的实施。如美军的《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就随着美军重大政策的出台不断更新，对其人才培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美军最大的优势不是技术而是人员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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