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俄罗斯在亚洲能源市场上的结构性权力

相对欧洲和中亚—里海地区而言，俄罗斯在亚洲能源市场上扮演着新兴出口国角色。受“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的双重冲击，俄罗斯开始积极推进能源东向战略，进而实现出口市场的地缘最优平衡。作为东北亚地区唯一的油气出口国，俄罗斯在亚洲市场上的结构性权力来自利用进口国间的相互竞争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依托油气管道布局提升其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地位。

就石油管道而言，在中国和日本就“安大线”与“安纳线”展开激烈争夺时，俄罗斯于2004年提出第三方案“泰纳线”。该方案将输油管道的起点和终点分别定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泰舍特和太平洋沿岸的纳霍德卡。“泰纳线”对“安大线”和“安纳线”的折中本质上是对日本“安纳线”建设方案的认可和支持，但在中日关于管线建设次序的争夺中，俄罗斯决定先行建设泰舍特—斯科沃罗季诺一期工程及斯科沃罗季诺—大庆的中国支线。“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线”最终成为俄罗斯石油东向出口的重要依托。由于同时控制管道的出入口，该管线的贯通助推了俄罗斯对日本、朝鲜半岛及其他亚太国家的石油外交。

在天然气管道方面，俄罗斯对东北亚天然气出口将着重依赖雅库特恰扬金斯基经哈巴罗夫斯克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天然气管线（“西伯利亚力量”）和阿尔泰管线（“西伯利亚力量-2”）。2014年，中俄相继签署《东线供气购销合同》和《西线天然气供气协议》，历时二十年的中俄天然气“马拉松谈判”取得实质性突破。围绕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的过境国地位，蒙古国与哈萨克斯坦展开竞争，并提出经该国铺设管道具有“安全、路程短和草原条件”等优势。在跨朝鲜半岛天然气管道方面，尽管俄韩于2011年达成了从海参崴经朝鲜至韩国的管道天然气项目路线图，但来自潜在过境国朝鲜方面的政治风险直接影响到该项目的实现可能。就俄日合作而言，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后，天然气被日本认为是替代核能、克服能源危机的最可行方式。2012年，日本同意与“俄气”就天然气管道项目展开共同研究。对日本而言，俄罗斯是稳定的油气供给国，而提升对俄能源关系将相对降低对中东的进口依赖并提升自身能源安全。

由于亚洲能源市场的融合程度远远滞后于欧洲和北美，俄罗斯便具有了利用进口国之争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契机。俄罗斯对东北亚的石油出口与东北亚国家降低对中东石油进口依赖的迫切需求相吻合。根据2009年正式批准的《203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俄罗斯计划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立一套完整的石油和天然气提炼、运输和供给体系。俄罗斯促进统一天然气管道系统的努力将有助于其成为连接东北亚天然气市场的地区内纽带。然而，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多元化政策将难免受到东北亚地缘政治局势的影响，其中包括朝鲜半岛局势走向及美日、美韩同盟关系等因素。特别是“页岩气革命”后，美国已分别取代沙特和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这一因素的掣肘必将导致东北亚能源市场的利益博弈更趋复杂化。

三 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定价机制博弈中的结构性权力

能源出口通常是一国经济崛起和本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作为世界能源市场上的油气生产大国，俄罗斯具有强烈意愿谋求与自身油气生产和出口实力相匹配的能源定价权。俄罗斯推出“石油卢布”计划和“天然气欧佩克”设想的根本目的是借助油气出口之力推动卢布成为能源交易的结算货币，进而启动卢布国际化进程。然而，由于本国经济对世界能源市场的脆弱性依赖以及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结构性权力缺失，俄罗斯撬动现行国际能源定价体系的努力严重受挫。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国际石油定价机制经历了从西方跨国公司寡头垄断到石油输出国组织合谋定价，再到与石油期货和现货市场价格挂钩定价模式的演变过程。目前，美国、欧佩克和非欧佩克石油输出国、世界主要石油期货市场是国际石油定价权的主要拥有者。具体来看，在“石油—美元”体系下，美国通过调整国内货币政策影响作为石油交易媒介的美元币值，进而达到控制国际油价的目的。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洲际期货交易所利用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TI）和北海布伦特原油（Brent）的期货价格影响全球石油现货价格。由于全球能源市场供求基本面因素变化，欧佩克通过减产推高油价的市场影响力正在减弱。

俄罗斯对现行国际石油交易规则的挑战主要包括石油定价权及美元的结算货币地位。就石油基准价而言，在欧洲市场上，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主要挂靠北海布伦特原油计价。2011年后，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反超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的历史性逆转为俄罗斯石油出口带来巨大收益。在亚洲市场上，“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开通后，作为远东输油管道的唯一油源，俄罗斯力推俄罗斯混合原油成为亚太地区的基准原油，但俄罗斯混合原油最终与新加坡交易所推出的迪拜原油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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