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人们是否认同约翰逊的观点，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具有意思，对西方世界更具有意义。这后一方面是约翰逊所忽视的。西方在古希腊时代也出现过有关“谁应当成为领袖”的理想观念，即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哲学王”的观念和中国的“禅让”都是一种理想。正如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所示，古希腊不同城邦国家实行不同的制度，包括独裁、贵族、共和、民主等等。在后来长时期的宗教时代，教权高于一切。在宗教政权被推翻之后和近代民主产生之前，西方所实行的一直是世袭制度，即家族统治。后来随着商人阶层的兴起，也加入了统治者的队伍。所谓的民主就是商人和君主分享权力。无论是君主贵族还是商人，形成了多元家族的世袭制度。欧洲的很多国家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些大家族统治。美国的大政治家族对美国民主的影响也不小。

只要金钱可以直接转化成为政治权力，家族政治不可避免，世袭也不可避免。只不过家族世袭是西方人所不乐意讨论的话题。尽管西方已经形成了“选举证明一切都好”的局面，但权力结构也是危机深重。例如，有效政府问题。多党制已经演变成为互相否决的制度。在很多情况下，多党背后是不同家族之争。再如，人民的权利实现问题。民主早期在扩散社会福利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现在的民主是否像民主理论家所说的实现人民的权利，就不好说了。西方很多研究表明，资本寡头仍然主导国家政治，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今天欧美盛行的政治民粹主义，已经对西方民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重建中国的贤能政治

这个问题也是中国政治重建过程中所需要回答的，中国是走中国本身贤能政治道路，还是西方民主道路，还是两者的结合？饶宗颐教授就认为，近20年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大批楚简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给21世纪的中国带来一场“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替代上一世纪由西方冲击而起的新文化运动。”饶教授所说的当然涵盖很多领域，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来讨论如何重建中国的贤能政治制度。

西方称中国传统为东方专制主义。不过和西方比较，传统中国的制度至多算是有限世袭制。尽管中国传统上没有能够实现《楚简》上所说的禅让制度，但正如史学家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只有皇帝可以继承，其他皇兄皇弟不可继承。同时，皇帝也不是一定要儿子继承，也可以隔代继承，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就把皇位直接让孙子继承。有限的世袭避免了中国形成众多的垄断性世袭家族。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个制度使得社会更加开放。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国家管理权或者相权和官僚机构是开放的。任何社会阶层的成员都能够通过官方设定的考试制度，进入“士”的阶层，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中国发展出了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官僚体系。再者，中国士、农、工、商的社会体系设置，有效切断了西方那样的资本直接转化成为政治权力的路径，即使商人的家庭成员，也必须通过考试，才能把金钱转化成为政治权力。

这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可以回到传统贤能政治时代。到了近代，传统世袭皇权已经失去了合法性。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传统皇权到现代党权的顺利转型，传统皇权是个人和家族，但党权是一个非个性化的组织。传统皇权可以世袭化，但不可民主化。现代党权则不同，党权可以民主化，也可以阻断世袭化。从经验上说，即使今天的中国存在着如西方一些人所说的“红色家族”，但中共的领导绝非是世袭的。从1949年以来，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指定其儿子或者家庭成员来继承权力。如果因为前中共领导人的后代成为了领袖，就把这个体制形容为世袭，今天西方民主都可以成为世袭制度。在政治上，人们不能过度理想化，不能排除政治世家的成员从政。

这里的问题在于如何选拔人才？如何实现权力交接班？从理论上说，党权为实现贤能政治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架构。西方越来越依赖于单一的选举来选拔领导人，但选举从来就不是最有效的机制来选举最好的人成为领导人，也无法避免最坏的人被选举成为领导人。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如果从上世纪70年代算起，还不到半个世纪，但到现在已经出现各种弊端。如何克服一人一票所产生的民粹主义，值得人们的观察。如果不能转型，很难走下去。

中国党权的存在就表明，可以在新条件下复兴和改进传统的贤能政治。党权表明存在着选拔者，可以选拔最优秀的人来执政。这就是中国的党内民主所要做的内容。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人们必须对文明有信心。中国完全可以结合传统的贤能政治和现代的民主政治，或者传统的选拔制度和现代的选举制度，从而超越西方制度的弊端，创造新的贤能制度。

如果这样，中国可以如饶宗颐先生所言，实现一个“自家的文艺复兴运动”。

文/郑永年 原载于2016年5月3日《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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