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路破障行动差异极大，甚至有天壤之别。在上苏计和下苏计（演练场地名，下同）这两个方向，开辟通路相当顺利，却没有多少部队从这里通过，在上苏计，一条通路仅通过了1辆坦克和2辆步战车。而在主攻方向榆树沟高地，通路迟迟不能打开，1个工兵连“报销”了也没打开，而部队却拥挤在这个方向等待通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咄咄怪事？指挥所干啥吃的？其实，你也怪不着他们，为啥？在“蓝军”的电磁干扰下，指挥所一下变聋了，变瞎了！下面的情况报不上来，根本不知道上、下苏计通路已开，虽然规定了“哪路顺利预备队就从哪路进入”，但预备队一般要从主攻方向加入战斗，现在因为得不到指示，便按第一预案往榆树沟高地这个主攻方向靠了。

榆树沟高地好不容易打开一条通路，“红军”争相通过，队伍密集，“蓝军”抓住机会，冷不丁来了一次伏击，可怜“红军”的坦克、装甲车一台接一台地“冒烟”……“红军”的战损，绝大多数损在这里。坦克六连班长孙长峰外号“疯班长”，以训练狠、作战猛著称，战友们甚至觉得没有他完不成的任务，没有几个人是他的对手。然而，窝在这里的他还没有施展开“拳脚”，就“光荣”了。他说：“当时，我脑海里一片空白，泪水模糊了双眼。那一刻，我恨不得自己能倒在真正的战场上，那样的话，我会使出最后一丝力气，向敌人射出枪膛里的所有子弹。但根据演习规则，我只能待在原地……”

如果信息通畅，情况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但战场没有如果，只有现实。

装步三营营长陈亚健带着纵深攻击群向“蓝军”核心阵地攻击，遭敌奇兵突袭时忘了呼唤火力支援（前已述），硬碰硬地攻击前进，最后攻到了离“蓝军”核心阵地800米的地方，这时，只要一个突击就可能把阵地拿下来。清点人数，全营仅剩40余人；清点弹药，已经几乎为零。这时，他清醒了，赶紧要求补充人员、弹药，然而“蓝军”电磁干扰却让他死活联系不上上级和友邻，不得已，只好将剩下的40余人隐蔽在一条沟里，等待后援。他们在沟里等了1个多小时，既没有等到弹药，也没有等到援军。一次宝贵的进攻机会就这么失去了，而且还增加了伤亡。

营长在检讨自己的失误，专家组成员却说，这不光是你的失误，更是指挥机关的问题。部队放出去了就联系不上了，信息主动权被“蓝军”掌握了。这个问题，在今后训练中要下真功夫解决。

在演练中，谁是子弹打死的，谁是炮弹、导弹炸死的，最后都可以统计出来，“无形杀手”没有直接杀死一个人，但是它能引导火力杀人，大面积的集中伤亡，许多都与它有关。因电磁干扰而信息不通，因信息不通而指挥控制失误，因指挥控制失误而被动挨打，造成大面积集中伤亡。因此，不拿出对付“无形杀手”的办法，就等于没有取得现代战争的入场券。

“牺牲者”讲“牺牲”的教训

D旅“惨胜”，“惨”到近一半的官兵“伤亡”了。虽然是模拟的，但旅首长的心情十分沉痛：这个代价太高昂了，如果真是打仗，我们将怎么向这么多烈士的亲人交代？

他们回到沈阳战区后没有开庆功会，而是进一步接着复盘检讨。旅党委组织全旅开展“是什么让我丢掉了性命”的大讨论。“死”的教训，活的教材，听“牺牲”者讲“牺牲”的教训，刻骨铭心。

装步三营七连上等兵邹延东在纵深战斗中“牺牲”。他讲起了“牺牲”的经过：战斗打响后，营长陈亚健确定了“多点攻击，点点协同推进，线形突破，层层跃进歼灭”的战术，对扼守要点之敌发起猛攻。为保证侧翼安全，营长适时派出侦察警戒哨。营长在带领20余人沿着雨裂沟向毗邻核心阵地的一个高地偷袭时，派我执行左翼侦察警戒任务。一会儿，我发现200米外有一个“蓝军”摸了过来，于是一面用电台向营长报告，一面出枪瞄准。心想，我一定要一枪毙敌，得等他靠近一点，瞄得更准一点。就多瞄了几秒钟，正准备击发，一颗子弹飞来，把我打“爆了头”。现在看来，之所以要多瞄几秒钟，是因为平时训练不扎实。班长以前就说过我，平时训练刻苦一分，战场胜算就多一分，要努力做到寻敌快、隐蔽快、出枪快、瞄准快、击发快，不仅枪要打得准，更要有敌情，懂战术。这次，我敌情观念太差，瞄的时间太长，脑袋抬得老高，不是等着挨枪子吗？说罢，小伙子连连摇头，要是真打仗，这个教训就该别人替我讲了。

对邹延东讲的教训，排长刘亮评论说：“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一秒钟可决定人的生死；时间就是胜利，一秒钟可决定成败。这一秒，是靠平时的刻苦训练赢得的。每个人都得有这种‘读秒’意识，都要从我做起，赢得这宝贵的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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