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场批判运动中，约费、弗兰格尔、塔姆这些物理学家都一直在维护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弗兰格尔在1931年的一次会议上宣称：“辩证法方法无权谋求科学领导地位”。1934年的另一次会议上，他表示：“在哲学领域，我不是小孩子。我从列宁、恩格斯著作中读到的那些内容不足以取代我原有的方法论观点。这就是我的观点，我绝不放弃它。”

弗兰格尔的观点可谓开宗明义，毫不妥协，以鲜明立场保护现代物理学。也就是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据理力争，才让支持现代物理学的立场在1936年苏联科学院大会等会议上占据上风。当然，这里面也有红色物理学家们理论素养太差的缘故。

但另有几位学者决定另辟蹊径，他们干脆转而论证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并不相悖，以此来保全它们。

弗拉基米尔·福克就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他和塔姆等俄国物理学家与玻尔过从甚密，在大名鼎鼎的哥本哈根学派中组成了一支俄罗斯力量。在他看来，如果物理学需要一件哲学外衣，那么几乎每一位物理学家都偏好自己能够接受或喜好的那一件。牛顿用“上帝之力”来解释自己的理论，而爱因斯坦则把自己的理论与马赫主义联系在一起。在福克看来，这些哲学解释与其说是理论与哲学内涵的内在联系，不如说是学者自身的偏好。而如果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释它们，则也都是解释得通的。

另一位在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物理学家列夫·兰道则详细地按照唯物主义描述了量子物理学的微观世界，他着重强调，电磁场是一种物质。

这是一种对现代物理学进行唯物主义叙述的尝试。最终，它结出了果实，尼古拉·布哈林决定对这群捍卫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学者们予以支持。

1931年，布哈林率领苏联代表团赴伦敦参加世界科学大会。代表团中的物理学家鲍里斯·戈森发表了一篇报告，从另一个层面来为物理学的唯物主义解释作出了贡献。

戈森称，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为一个新的经济秩序铺平了道路，而这个秩序需要新技术，进而召唤一个新的物理学。而牛顿提出的三定律及其光学研究为日后的弹道学、力学和流体静力学提供了基础，满足了上述召唤。这个论述另辟蹊径地表明，牛顿的理论是从客观世界中来的，是符合唯物主义的。

戈森的论述是当时那批苏联物理学家唯物主义话语体系的一种概括和集成。结果，它在西方世界引起不小的反响。因为西方一直强调科学家内在因素对科学产生过程的影响，而忽视外在因素。戈森的报告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这也对日后科学学（解释科学产生、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从客观上来讲，这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对世界科学进步作出的贡献，似乎与马赫启发爱因斯坦异曲同工。而戈森也为现代物理学的唯物主义解释作出了

贡献。

红色物理学家们专业素养不足而主要的物理学者们都倾力维护现代物理学、后者开始从唯物主义视角来解释现代物理学，这两个因素成了现代物理学在苏联屡遭批判却始终未被消灭的重要原因。虽然大批判取得了些许“成果”，比如兰道、福克身陷囹圄，戈森暴毙狱中；但约费、弗兰格尔、塔姆等学者却得以保全。

而现代物理学最终活下来的最重要的因素显然来自于外部。1938年，核裂变成功，各国都意识到以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对政治、军事的直接影响，于是都开始重视物理学的发展。而苏联也不例外，约费等学者被重用，物理学研究及其开发项目回到了学者们手中，几乎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乃至政治阻碍。

1949年3月，红色物理学家们曾试图组织一场“全苏物理学大会”，在战后继续对现代物理学发难，结果被高层叫停。从日后的回忆材料看，原子弹成了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护身符”。

苏联对物理学的意识形态大批判选择了一个错误时间和对象，非得在现代物理学即将显示威力的前夜对其宣战，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这显然同生物学在苏联的遭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文/方亮 原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8期总第5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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