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代文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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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民族国家史建构中的“中国文明唯一延续论”

摘要: “中国文明是世界诸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共识。但文化是人类主动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也不例外。考古学发现所展示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演变史和有关的历史学研究,都显示中国文化既是多元的,也是多源的,这才是中国文化保持生命力的秘密之所在。在形成“中国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这一印象的过程中,祖先崇拜思维与共同祖先认同、修史修谱传统、悠久的汉语言文字系统、“旧瓶装新酒”式的思想文化创新方式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近代以来,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为满足民族国家“历史记忆”需要而构建的民族国家史叙述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明具有唯一延续性”的强烈印象,并培养了我们具有共同历史的情感认同。

中华帝国

在当代中国,“中国文明是世界诸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这一观念似乎成了中国史学界和全社会的共识,我们往往因此而自豪。

关于这一观点的出现,虽然19世纪初的黑格尔已提出当代中国文化与两千年前的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分别,但真正的中国文化延续论则是由梁启超最早提出的,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其后,柳诒徵说:“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之,中国独寿。”梁漱溟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系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雷海宗通过比较中国史和世界史而提出中国历史具有独一无二的延续性和两大周期。由此管窥,从这一说法出现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一命题明显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思维的产物。

同样,也有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是延续的,如美国学者菲利普·李·拉尔夫说:“(中国文明)一旦在远东出现,它就延续——并非没有变化和间断,但其主要特征不变——到现代20世纪……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其原因部分是地理的,部分是历史的……他们很少用武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被征服民族,但是,却把同化被征服民族,使之成为他们的高级伦理制度的受益者当作自己的天职。”

李学勤总结说:“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学者谈论过中国文明的持点,看法虽纷纭不一,但在一点上可说是相当一致的,就是中国文明有独特的持续性。与中国古代文明并时兴起的古埃及等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国文明这样绵延久远,迄今不衰。”

当然,虽然许多历史学家支持“中国文明唯一延续论”,但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认识。

法国沙义德教授在北京大学讲罗马的皇帝崇拜时表示,他不同意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这一说法,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还有研究世界史的专家对在中国史和中国考古学领域经常出现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的说法感到错愕。因为,中华文明不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古代人类创造的诸多文明中,有一部分的确是完全中断了,例如古代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和美洲文明,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文明以这样和那样的形式延续了下来,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轴心文明,主要包括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犹太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这些文明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可能吸收了外来的因素,从而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和变化,但它们的基本精神传统并未消亡,或者未被全新的思想和观念体系所取代,它们仍然是人们一切活动的轴心”。

另外,中国也不是唯一宣称自己文化具有独特延续性的国家。伊朗国家博物馆馆长阿克巴扎迪·大流士说:伊朗人认为,埃及的楔形文字和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字后来都被阿拉伯语取代了,而波斯语却生生不息地延续了下来,所以,伊朗文明仍然是例外的,它是中东唯一从未中断的古文明。

中国文化是变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化传统”“民族文化”等都是在近代全球化趋势和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语境下出现的概念,使用这些概念的人有各自不同的目的,对这些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这些概念的内涵往往很模糊,人言人殊。

何为“中国文化”?应该是指当代中国范围内历史上的人们所创造的一切文化。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中国范围内的古今文化属于一个延续不断的文化,即“中国文化”?如果我们说在中国范围内历史上的人们所创造的所有文化就是“中国文化”,那么这种说法是来自于我们的主观认同,还是有某些客观标准使我们可以作出这种判断,比如古今文化上的一致性,或明确的传承性?

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历史实际是: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因交流、吸收、融合、调整而不断创新、变化,每个时期、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独特文化,这是文化的本性决定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某种“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化传统”。谭其骧说:“自五四以来以至近今讨论中国文化,大多者似乎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而且,“一方面是因为几千年的汉文化在不断变化,有时代差异,另一方面是因为同一时代汉民族内部文化又因地而异,有地区差异,所以不存在一种整个历史时期或整个封建时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

文化是一种人类主动适应环境的方式,文化通过不断的调整与变化来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迎接各种新的挑战,满足人类不断变化的新需要。不能作出及时调整以便有效应对问题的文化必然走向崩溃和消亡,变化是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文化的发展既有传承,也有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也不例外。正如C·W·沃特森说:“任何关于文化形态的连续性的声称,都在严格的历史审视中发现是不能证实的,因为在事实上文化的象征和形态总是处于一种不断的变动中,而且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事实是,“即我们都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学习认同新的角色和如何适当地扮演他们”,“文化的本质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被重构和更新的”,“文化被不断地修正和改造。因此,尽管文化表现出某种不变的本质,把民族的标签贴到文化上纯属一种误导,对于什么是英国(或法国或西班牙或中国或印度)文化今天所传递的,无论人们如何试图区分它的特质,和一个世纪前被贴上同样标签的文化所传递的几乎毫无相同之处。”他说得很中肯。

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变与不变,断裂与延续往往表现为“名虽同,实已变”,正如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川菜,虽然都自称“川菜”,但各地的川菜往往不同,都会根据当地的原材料和口味喜好作出调整。一个不能随时代、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文化不是一个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文化,而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早晚会被历史淘汰的文化!

所谓“中国文化”在历史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不断变化的,从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看,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无论是物质、技术层面的文化,制度层面的文化,还是思想观念层面上的文化,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中国文化”的实质也是在不断的交融中演变发展,其涵盖的人群和地域在不断扩大之中,其文化内涵也在交流融合中不断发生变化。

从考古学所发现的历代物质文化看,中国历史上的衣、食、住、行、墓葬制度等方面都直观、明显地展示出文化的巨大变化,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物质文化面貌,例如从仰韶文化的彩陶到龙山时代的灰陶、黑陶和玉器,再到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再到战国以后的铁器,唐宋以后的瓷器,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唐代的中国文化在日本,明代的中国文化在韩国。这种说法至少说明日本保存了较多的唐文化因素,韩国保存了较多的明文化因素。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两个朝代的文化是相同或相似的。正是因为这种不同和变化,考古学的器物学分期断代才能开展和成立。但我们在谈论“中国文化”时却忽视了这种文化的变化!

从制度层面文化看,由新石器时代,经夏商周三代,历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国家政治体从无到有,从祖先崇拜信仰和血缘组织为社会基础的宗法制政权,到以皇权为核心的家天下的集权专制政权,再到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思想与实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从思想观念文化层面看,虽然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观念变化更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即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考据、诠释等来发展时代需要的新思想,但不同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是明显的。除了“五经注我”式的时代思想创新与表达外,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个重要而明显的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时期: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百家争鸣到秦统一天下、汉以后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儒道释相互争鸣与唐宋新儒学的更新;明末清初以来的西方殖民入侵与西学东渐对中国持续至今的影响。

从人群迁徙和政权的统治集团来源看,不同王朝也不一样,其中的许多统治集团均来自周边文化区的族群,如南北朝时期的多个政权、元代和清代。

从不同区域文化交流融合角度看,从不同文化圈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文化大传统的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以后的历史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各种不同的区域族群文化与中原文化发生接触,不断重复着由“夷夏之辨”到“夷夏之变”的融合过程,如夏商周时期的东夷、蛮越、戎狄、东胡等,两汉时期的匈奴、羌人,南北朝时期的鲜卑、匈奴、羯、氐、羌,隋唐的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宋代的契丹、女真、西夏,元明的蒙古,清代的满人,等等。

在全面考虑中国文化发展进程的前提下,研究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接触对象、交流的可能性、交流方式、过程、重点、结果及其影响等均不相同。从文化发展进程看,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主流早期是各区域文化之间,后来是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及融合。随着交流融合的深化,文化间的认同与趋同,中国文化区不断扩大,中国与新的周边族群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在早期,中国与当代所认定的域外文化的交流虽然存在,但并非主流,直至历史后期,随着中国文化区的扩大,以及某些文化的扩张,中国文化与这些文化才发生广泛的接触,文化交流日渐活跃。而我们传统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文化区域内各古代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和中国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而是简单地、概念化地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或“华夏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概念”和“主观认同”,而非历史,尤其是文化发展史的真实状况。

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中原地区受到的外来文化冲击最多,不同族群在此来来往往,不同朝代的统治集团往往又来自不同文化区。除了统治集团变化,还有各种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如汉唐长安、洛阳的胡人及其文化等。这些外来者不仅仅是完全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同时他们也在改造中国文化,使之不断变化、发展、适应。陈序经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接触以后,他们无论任何一方都不能独立生存。因为接触一经发生,立刻变为一种新局势、新要求与新趋势。”“假使我们上面所说的话是不错的,那么所谓保存固有文化这句话,无论在文化发展的理论上,或趋势上,都是不通的。因为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尚未接触之前,既无所谓固有,在他们已经接触之后,他们也惟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而无所谓固有。”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知识分子通过以官方名义和儒家等主流思想为指导的历史叙述再建构,将这些不同文化与族群纳入主流文化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忽视了他们的自身特色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文化的名同实变。

我们以秦文化为例:在西周时期,秦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周文化,两者关系密切,但从春秋开始,随着秦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融合,秦文化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屈肢葬、土洞墓、茧形壶、铲形足袋足鬲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因素开始流行。《春秋经》则视秦为戎狄,也有学者称之为“戎狄性”。正是由于秦文化的这种早晚期文化的差异和多组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导致学术界对秦人来源持不同观点:从考古证据出发,有人认为早期秦文化就是周文化,有人则认为早期秦文化应该是西北地区的羌戎部族文化。如果我们从文化交流、融合和演变的角度,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由于宗周文化的衰落和失去控制力,秦人在西北的拓展中不仅控制了大量羌戎人口,而且吸收了他们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羌戎人也渐渐认同了秦文化,而成为了“秦人”。同样,楚文化的发展也表现出相似的趋势。这种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双向的,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它们作为战国七雄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秦人才有可能建立远大于周的统一大帝国,使“中国”“华夏”的文化认同区域更为扩大。与此同时,随着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融合,许多周边部族的神话祖先也纳入黄帝神话谱系中。

即使作为中国文化延续性的重要表征之一的汉语言文字也是不断变化的,汉语言一直在与其他语言、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吸收外来的词汇,同时渐渐放弃许多旧的词汇。目前,我们大量使用的外来词汇,如互联网、达人、双赢等等。就是在古代,不同时期,这种现象也不断重演,如我们常用的葡萄、胡同、一刹那、六根清净、借花献佛、无事不登三宝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无不是来自外来语言、文化或宗教语言。因此,有没有所谓的“纯正汉语”之说是值得推敲的。

胡适说:“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

一些著名学者也意识到现代我们普遍认同的中国文化和政治区域与古代中国文化和政治区域并不相同,现代中国文化和政治区域,是不同历史时期多种文化交流融合与拓展的产物,并非古已如此。在这一交流融合的过程中,文化之间不断接触、交流,直至互相学习、融合,由此,中国文化的面貌、内涵不断发展变化,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族群和政治区域不断扩大。

正因为有这种意识,所以他们认识到研究这一文化发展演变历程对我们认识当代中国文化及展望其未来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近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将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即中国文化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今天这样的面貌特征和文化认同,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历史学的重大课题包括“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苏秉琦先生也提出:“第一,应把被歪曲了的历史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这就是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点,必须改变,恢复历史的原貌。第二,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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