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志愿军各级均成立了防疫委员会或防疫领导小组；根据作战或驻防区域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并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普遍进行了反细菌战的防疫动员和防疫卫生知识教育，按规定注射了鼠疫、霍乱、五联等各种疫苗，至6月底鼠疫疫苗注射两次，霍乱、五联疫苗注射一次，注射率达100％，对主要交通线两侧3华里内及部队驻区大部分朝鲜居民共450万人注射了鼠疫疫苗；开展了扑鼠、灭蝇、保护水源、清理驻区卫生的运动。志愿军共指定7个传染病医院，军以下单位也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医疗收治组或临时隔离室，以收治、隔离被美军施放菌毒传染的病人。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还制定了反细菌战个人、团体、伙房三大“卫生守约”，下发到每班2份；对2393名卫生防疫人员进行了短期训练。
为加强志愿军的反细菌战检验和防疫治疗工作，国内先后向前线派出三批包括有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毒物化学、病理学、营养学等50余名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为前方提供1598.3万人份鼠疫疫苗，651万人份四联疫苗，284.5万人份五联疫苗，32.3万人份斑疹伤寒疫苗，80万余人份痢疾疫苗，滴滴涕和六六六粉共38万余公斤；其他消毒粉剂4.29万公斤。[3]
采取这些措施后，前方很快控制了疫情发展。
1952年2月底3月初，美国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中共中央按预定部署进入反细菌战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
3月4日，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等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部署东北及沿海地区全面进行反细菌战防疫的措施。5日，毛泽东在聂荣臻和粟裕关于反细菌战措施问题与苏联顾问商谈情况的报告上批示：“照办。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4]经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与苏联政府协商后，3月11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苏联增派一个“能在复杂天气及夜间条件下作战的一个苏联喷气式驱逐机师(两个团)进驻中国东北”，担任拦击散布细菌之敌机。[4](p.17)3月12日，斯大林复电毛泽东，同意增派一个喷气式驱逐机师进驻中国沈阳地区。同日，中央军委决定，为防止细菌和病疫的传播，除在志愿军部队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消毒、注射、化验和必要的隔离外，对铁路交通也急需管制。规定：“(一)凡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必须进行消毒，鸭绿江各口岸车站和山海关均分别设立防疫检验站，专门负责来往车辆和人员的消毒和注射。(二)凡由关内进入东北和朝鲜的人员，均须强制注射。凡由东北进入关内和由朝鲜进入东北的人员中，发现有疫状时，应进行隔离治疗。(三)凡非十分必要的物资应暂停运回，必须运入朝鲜的物资应妥为包装。(四)凡非十分必要的人员和部队，应暂停来往和减少调动。(五)凡疫情严重的车站与地段，车辆经过时应禁止停车和装卸。”
3月16日，成立了山海关防疫总指挥部。19日，周恩来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名义，向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等发出《反细菌战指示》，对全国反细菌战防疫工作的防疫对象、区域划分、各区任务、紧急措施、防疫运动、研究工作、宣传工作、防疫组织等8个方面，作出全面部署。规定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在疫区的主要任务为继续进行卫生侦察，普遍实行预防注射，杀灭媒介动物，指定医院准备收容传染病人，有疫情立即报告，进行疫区封锁。在紧急防疫区应加强对朝鲜国境江口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进行卫生侦察，在重要城市、交通线上敌人散布昆虫区域实行普遍预防注射。在防疫监视区应加强与紧急防疫区之间交通要口的检疫工作，严格交通管理，重点进行预防注射，并应与防空部队协同监视敌机活动。对防疫运动提出12项工作，要求各区根据不同情况，有选择、有重点的进行。在防疫组织上，除东北已成立防疫委员会外，要求华北、华东、中南各大行政区和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各省及所属县、市、区、村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分别成立防疫委员会，以利防疫工作的进行。华北、华东军区各成立1000人的防疫队，华南军区和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各成立500人的防疫队，关内沿海各省成立300人的防疫队，所属各县成立30人的防疫队，并组织必要的防疫预备队等。指示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立即实行，并将进行情况随时上报。
至3月底，除西南地区外，全国各大行政区和沿海各省市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除志愿军已组织防疫队外，在国内共组织129个防疫大队，2万余名防疫人员；在沈阳、北京、天津、青岛等地设立了细菌研究中心；苏联派来流行病学、细菌学、昆虫学、动物学等专家9人，在东北协助检疫工作；在东北地区国境线上、海港、交通要道设立检疫站66个，并在山海关设立了防疫总指挥部，负责过往人员、车辆、物品的检疫和消毒；4月中旬，在东北地区完成480万人的疫苗注射，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华东、中南、华南地区也进行了重点注射。这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至1952年冬，志愿军共确诊和疑似与美军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人，死亡126人。⑩此外，笔者接触过许多当年曾经历过抗美援朝战争反细菌战的志愿军老战士，他们一听有人说美国没有在朝鲜实施细菌战、反细菌战是中国的造假宣传，情绪非常激动，问，“谁说的，这纯属胡说八道。当年我就亲自在雪地里扑灭过美军飞机布撒的昆虫。”
这些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系按美军实施细菌战对待和采取措施的，当然也组织了揭露和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宣传运动，说反细菌战是中国的造假宣传，是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是毫无根据的。尽管美国当局一直否认实施细菌战，且没有公布有关档案，但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布撒带有病菌病毒的昆虫是铁的确凿事实。
当时加拿大的和平大会主席、曾在中国当过22年传教士的文幼章博士访问中国时，在沈阳附近进行了实地调查了解，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以他亲眼所见指出，美国不但在朝鲜而且在中国进行了细菌战，并声援中国人民的反细菌战斗争。几十年后，在他过世之前嘱托他的儿子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文忠志)写一本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书。史蒂芬·艾迪科特自费到美国和中国收集有关资料和访问当事人，并通过中国有关部门找到笔者，就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细菌战事进行了座谈。他说他到美国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虽然没有抓住老虎，但已抓住了老虎尾巴”，得知美国官方的档案部门有十几箱与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有关档案没有解密。他遵从父亲的嘱托，根据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和访问，撰写完成《美国与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1998年11月由加拿大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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