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面对殖民列强分而治之的遗留问题，完成国家的实质统一才是第三世界国家最关键也最为重要的任务。抛开各国的具体境况，孙中山先生三步走的建国方略其实道出了亚洲国家立宪的特殊之处：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政府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促进国家之统一；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完成国家建设与公民教育；宪政时期“还政于民”，推行民主法治。

建国的第一步尤为关键：“在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而国家的统一与军队的国家化，实为一体之两面。中华民国的巩固，很大程度上是由蒋介石结束军阀割据混战，收编各路人马，从而完成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而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沦陷”，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国民党没有彻底解决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始终难以做到统一指挥与充分调动。中国大陆的实质统一，最终还是要依循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编第四军，一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路径。

然而，后发国家的立宪之路，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从容展开，必然与复杂的国际形势纠缠扭结在一起，受制于敌友划分的影响，这就有可能会打破原有的建国方略与既定步骤。而内战的缘起，往往是在国基未稳之时，或者说是没有彻底完成军政任务的时候，各方就开始争执要不要训政，或者训政时期要不要宪法的问题。国民党在训政时期迫于党内外自由派的压力而制定的“伪宪”（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是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与今天缅甸军政府迫于内外压力制定的“民主路线图”何其相似？而“组建联合政府，结束一党训政”的政治口号，更是挡不住谈判桌下的调兵遣将，摩拳擦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内战即相当于二次建国，在血与火中锻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才补上了中华民国在军政阶段所缺的课。而今天同样是面对军阀割据，缅甸军政府出兵果敢的安内之举，自然遵循的是亚洲后发国家自身的政治逻辑。

四、宪法与军火

霍布斯在17世纪英国内战的背景下写作《利维坦》，呼告强有力的政治权威胜过无政府状态下的丛林混战。“在有达致和平的希望时，人人均必须力求和平，凡不能达致和平之时，可以寻求并利用一切外援和战争的有利条件”。时移世易，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又为国内政治权威的确立增加了新的变量，弱小国家国内权威的树立更是离不开战略盟友的支持。和冷战背景下亚洲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形类似，缅甸目前的国内政治走向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中美之间的战略拉锯。所以自果敢事件爆发以来，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和谈呼吁，中方的官方表态只是“密切关注缅甸事态发展”，并在维护中缅边境稳定的意义上呼吁缅甸民族“和解”——因为对于缅甸政府来说，包括果敢在内的四个特区一直是“主权完整的隐患”，“眼下的果敢战事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应对难民涌入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但这毕竟只是局部问题，不会影响中缅关系的大局。果敢战事属于缅甸政府内政，中国政府不会出兵。” 中国前驻缅甸大使程瑞声说。

一边是国际社会的民主改革压力，一边是战略盟友的军事支援。除了一纸“全民公投”通过的宪法，缅甸军政府的军火库想必也会日渐充实。无论是防范美国攻击的海防军备，武力收编少数民族军队的大炮坦克，还是散落中缅边境的流弹，都源于不断膨胀的国家机器。在“国家”这一“利维坦”的眼中，暴力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之间从来就没有清晰的界限。这一怪兽只信靠国家机器的工具价值，在它的眼中，“每一颗子弹都有归宿”。

文/高杨 原载于《文化纵横》2009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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