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主因：被逼无奈抑或人事斗争？
“与70年代的中国相比，朝鲜当今的市场经济初具规模，已经开始左右经济体系，但政策环境不如中国。”对于朝鲜推动改革的决心，金强一的评价十分谨慎。在他看来，朝鲜有一些改革的味道，总体上是否有改革的计划并不好把握。“以前怀疑朝鲜能不能改革开放，金正恩不可能否定爷爷和父亲。但是‘5·30措施’中有一段讨论1990年代的‘苦难行军’，其中提到当时经济没有发展，要深刻反思。”
据金强一介绍，金正恩在今年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植树造林，再次强调“苦难行军”时期过度砍伐，对森林破坏严重。“要知道，这一表述对当年的政策有否定倾向。”
曾和金正日长子金正男保持长期通信往来的日本《东京新闻》编委五味洋治向《凤凰周刊》介绍，日本国内也“传看”了记录“5·30措施”的相关文件，主要是“坚持社会主义，但是在工厂、企业以及农业合作社中提倡独立自主的精神”，而“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也收到了这个指示。五味洋治称，与以往改革不同，这次是金正恩直接下达的指示。
在五味洋治看来，“5·30措施”的内容提到“各个工厂、企业以及农业合作社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尝试责任制”，并敦促劳动现场的干部和劳动者“努力提高自主性”；但同时也明确指出“各个企业对于劳动报酬必须要公正的发放”，这仍然属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
2014年3月末的劳动党高层会议上，金正恩提出并举主张，既要发展经济也要发展核武器。这一主张与前领导人金正日提出的先军政治相比，出现微调。韩国学者俞忠植称，金正恩与父辈相比，缺少革命神话与传统的资历，其执政的合法性相对要弱，所以才强调提高国民的生活条件。
宏观的监测数据显示，朝鲜目前的经济状况正在变好。根据韩国中央银行统计，朝鲜GDP增长相对于金正日时期表现出色。依靠与中国、俄国和中东的国际贸易，以及相对不错的收成，朝鲜2011年-201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速分别为0.8%、1.3%、1.1%。此外，与2011年相比，金正恩主政的头两年，朝鲜“脱北者”人数减少了45%。
俞忠植认为，“脱北者”的大幅减少与朝鲜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一定的关系，但也有边境封锁更为严格，“脱北”风险及费用增加的其他原因。
“说朝鲜要改革，判断还为时过早。”中央党校学者张琏瑰指出，朝鲜对外宣传经济好转有很深的政治目的，其新提出的并行政策并不是对先军政治的改变。“目前国际社会并没有放松对朝鲜的制裁，甚至不断加码。这种情况下，朝鲜发生变革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确实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二是受到制裁后的不得已之举，待经济一旦好转，又会马上收紧。”
五味洋治提到，包括“5·30措施”措施在内，金正恩自上台后一直努力让经济焕发活力，不过很多措施并没有推广到全国，因此效果还没显现。“目前据说朝鲜对于美国产品的进口管制不断放松，相当数量的大学生能使用iPad了。”
吉林大学学者郭锐则指出，朝鲜能否改革取决于平壤高层的意愿与对局势的判断。“朝鲜若要改革，需要学习1980年代的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裁军，将青壮劳动力转移到市场，才能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为了整合经济管理，金正恩也算下了一番苦功。2013年6月，在张成泽被处决的前一个月，朝鲜劳动党成立经济部，并在各省份的城市中建立纵向的分支机构。按照最新规定，朝鲜所有经济活动都归统到该部门主持管理。军队、政府、司法等一切部门参与的经济活动，无论是生产还是赚外汇，都要得到经济部的许可。
因此，有大陆学者指出，专门设立经济部门与其说是为了推进改革，不如说是为了权力斗争。就在朝鲜推进经济变革的同时，党政军高层的人事更迭比例超过40%。同样，1990年代朝鲜推行先军政治，军队获得更多农业生产的主导权，农业上进行改革同样也是在削减军队的影响。日本《外交官》助理编辑扎卡里·凯克曾撰文称，军队是对金正恩威胁最大的群体，朝鲜的农业改革也是为了打击军方。
面对朝鲜的一系列新举措，《明星周刊》更是不客气地指出，“相比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的导弹试验，朝鲜悄悄进行的资本主义试验更加危险。”
文／秦轩 原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14期总第54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