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东亚朝贡体系的虚像:琉球隐瞒日琉关系真相二百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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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

(一)

数年前有一部抄本被炒得沸沸扬扬,那就是清人沈复《浮生六记》的第五记《海国记》。因《浮生六记》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而且,该抄本中的《册封琉球国记略》,特别提到沈复于1808年(嘉庆十三年)前往琉球的所见所闻,其中有下列一段文字:

至十一日,始出(福州)五虎门,向东一望,苍茫无际,海水作葱绿色,渐远渐蓝。十一[二]日,过淡水。十三日辰刻,见钓鱼台,形如笔架。遥祭黑水沟,遂叩祷于天后。忽见白燕大如鸥,绕樯而飞,是日即转风。十四日早,隐隐见姑米山,入琉球界矣。十五日午刻,遥见远山一带如虬形,古名流虬,以形似也。

这段文字提到了“钓鱼台”,亦即中国的钓鱼岛。事实上,在更早的中国史籍中,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记载。在这方面,此前历史学界对相关史料的勾稽已极为充分。例如,现存最早的《使琉球录》就记载:

(五月)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尾】屿,过赤屿,目不暇接……十一日夕,见古【姑】米山,乃属琉球者。

此文为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册封使陈侃所撰,其中就已明确指出自姑米山开始才属琉球国境。此后,历次的《使琉球录》都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如康熙年间的册封使汪楫亦指出:

二十四日五鼓,柁转风疾如驶……辰刻过彭佳山,酉刻过钓鱼屿……无何遂至赤屿,……薄暮过郊(或作沟)……问: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

所谓中外之界的“郊”或“沟”,亦即举世闻名的琉球海沟,这是中国与琉球的天然界限。此外,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日本仙台人林子平所绘的《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的证据更为直接——图中金黄色的部分为琉球国领土,其最西岛屿为姑米山。而钓鱼台(钓鱼岛)则为红色,与中国大陆标注的颜色相同。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钓鱼岛属于大清国断无疑义。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毋须赘引。其实,这些原本就不是问题的所在。只是国内的一些个人和媒体特别渲染《册封琉球国记略》的这段文字是新发现的钓鱼岛属于中国之“铁证”(其间甚至还传出日本人欲以重金买断的离奇故事),所以极大地抬高了该册抄本的价值,以至于竟被誉作“当代和氏璧”,言而极致,甚至还有“《海国记》的发现”可以与“殷墟甲骨、敦煌简牍之出土相提并论”的说法。笔者才疏学浅,对于围绕着该册天价拍卖品的异说奇闻一时还难以理解。不过,此段记载中的确提到了钓鱼岛与琉球相互之间的地理位置,也提到琉球命名之由来,尽管这些描述原本并不罕见。

揆诸史实,之所以称为“流虬”,据说是因为隋炀帝派遣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后者看到诸岛“地界万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蜒,若虬浮水中,始因以名流虬也”。所谓虬,是一种无角的龙。从地理形势上看,琉球群岛散落在海洋之中,犹如一条盘旋着身体的龙蜿蜒曲折,故而形象地将之命名为“流虬”。此后,在中国史书上先后出现过一些不同的写法,直到明初的1372年,才正式将之定名为“琉球”。

根据通常的说法,明清时期,中国和琉球有着密切的宗藩关系,这主要表现为:其一,自明洪武迄至清光绪的五百余年,历代琉球国王都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其二,历代琉球国王都曾派遣使节对中国皇帝称臣纳贡;其三,琉球举国都奉行中国年号;其四,琉球接受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等全方位的影响,从而构成对中国的从属关系。不过,明清两朝并不干涉琉球内政,而是允许其自治,琉球“自为一国”——这就是朝贡体制下中琉关系的基本情况。在这种背景下,琉球王国既能接受中国先进文化和技术的良好影响,又能保持其自身独立发展的态势。这些,当然都是根据中国史籍的记载而做出的习惯性判断。在不少人的眼里,琉球犹如镶嵌在中华帝王冠冕边沿熠熠生辉的一颗宝石。不过,倘若我们将中琉关系放在东亚的宏观背景中去考察,实际的情况却显得颇为复杂。

(二)

事情得从1609年说起。这一年,是中国明朝的万历三十七年,日本的庆长十四年。当年,萨摩藩(萨摩即今日本鹿儿岛)军以精锐武力三千人、战舰百余艘闪电式入侵琉球,从琉球本岛开始,陆续压制各岛,如入无人之境,最后攻陷首里城,挟持中山王尚宁为人质,占领了整个琉球王国。两年后,萨摩藩虽然允许尚宁王归国,但同时亦派遣日本官吏严格监视琉球的一切行动。据日人山本正谊所撰《岛津国史》记载:

(庆长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兵部少辅、纪伊守、胜兵卫尉、权左卫门尉连名书法令十余条,以布琉球国。琉球王尚宁上盟书于公曰:自今以后,不敢携贰,有渝此言,诸神殛之!

庆长之役后,萨摩藩派出的“在番奉行”(驻守琉球的行政长官),成了统治琉球王国的太上皇。他们还派员深入琉球各岛“检地”(测量、调查土地,以确定年贡额度及征收各项杂税),颁布统制琉球的裁制令十五条,对贸易、税制、思想、统治等诸多方面皆加以控制,将先前独立的琉球王国视为附庸。尚宁王归国后,萨摩藩又命令他继续向明朝纳贡,随贡互市的资本则由萨摩藩出具,所获利润亦归后者所有,琉球人只是任其摆布的工具而已。对此,现代“冲绳学之父”伊波普猷将当时的琉球比喻为“奈良河上之鸬鹚”——鸬鹚擅长捕鱼,但其头颈却被绳索系住,当捕获大鱼时,只要将绳勒紧,它便得乖乖地将鱼吐出,奉献给养鹚者。伊波普猷以此比喻其时的萨琉关系,的确相当形象且精准。此后,萨摩藩因严厉控制住琉球,既有本土的赋税收入,又有中琉随贡互市的巨大利润,逐渐变成日本的四大强藩之一。

1612年,新遭缧绁之厄的尚宁王归国,萨摩藩“迫宁遣使咨于福建,但言已获释归,国复晏然云云,而于萨藩胁王索赋、窃市攘利诸暧昧事,则严禁愬泄于中国。中国疑之,卒莫知之也”(《琉球国丞相郑迥传》)。对此,美国学者乔治·克尔(George H. Kerr)在其《琉球史》(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中指出:

中国既久禁日人通商往来,惟有琉球人尚享有此项特权。萨藩亟欲保持众州港,故决心令琉球人向中国隐瞒琉萨关系,不准中国人徙居琉球。一旦中国使节及商人来琉,首里、那霸等区所有日本人及足以引起注意之事物,一律撤至僻远地区。至于琉人,亦不得讲日语。使华人员及商人均有一本手册,上印中琉文字,乃在中国可能遭遇之问题及其标准答案。此类伪装,竟延续二百五十年之久。(转引自《琉球古今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对此,《琉球古今谈》的作者杨仲揆先生进一步指出,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琉球政治家蔡温曾编写过一部《旅行人心得》。该书系印有中琉文标准答案的小册子,其目的是指导所有琉球入华官员、官生和一般商人,如何答复中国人可能提出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隐瞒日琉关系真相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欺骗中国人的一套统一说词。杨仲揆认为:“此书出版于蔡温告老退休八年之后,可能最初只是传钞本,若干年后才付印。所有当年日文的及日萨人的纪载典籍,均未见提及此书,可见日人实欲隐瞒其事。”蔡温为琉球国闽人三十六姓的后裔,曾自费留学中国,回国后官至“国相”,其当权之二十多年,为“庆长之役”后琉球唯一短暂的小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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