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之后，中、琉、萨（日）三方的关系形成了新的格局。这种新格局，与此前后东亚国际形势的变迁密切相关。
早在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丰臣秀吉和日本各地大名统兵几十万，预定于来年正式出兵攻打明朝。为此，萨摩藩也被迫派兵赴朝鲜集合。不过，当时的萨摩藩主岛津义久等人对于出兵侵华并不积极，因为他唯恐失去与中国贸易的机会，故而与丰臣秀吉同床异梦。丰臣秀吉死后，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此后，无论是日本幕府还是其下的萨摩藩，都殚精竭虑地寻求与明朝直接交涉，开放通商。由于此种努力屡次受挫，他们遂尝试通过中国的藩属国朝鲜和琉球，建立与明朝沟通的渠道。当时，尽管幕府竭力封锁日本入寇琉球的消息，但明朝早已“探得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的事实。对此，徐光启在《海防迂说（制倭）》一文中指出：
彼（指日本）之为此（指入侵琉球），意我二百年朝贡之国，势必救之，救之则还其故封，因以为我德而求贡市。就令不救之，但遣一介行李吊慰于琉，征辞于倭，亦将复之，以为我德而求贡市也。彼以此两者为我必应之着，则可必得贡市，而孰意我之藐然不闻也。
在晚明的一些人看来，萨摩入侵琉球，无非是希望中国出兵或遣使兴灭继绝。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给日本方面请求重开贡市以绝佳的契机。在明代，“倭寇”扰边令人刻骨铭心，而丰臣秀吉侵朝并企图入侵中国，更让明朝政府对来自东瀛的任何请求都抱有强烈的排斥心理，明人甚至不屑于因扶倾救危而与日本再开交涉。因此，无论是萨摩藩还是江户幕府，他们与明朝交涉的企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此背景下，琉球成了日本唯一保留的与中国间接贸易的渠道，故而无论是萨摩藩还是江户幕府，都希望维持东亚的贸易格局。而就琉球方面而言，该国素称“万国津梁”，受惠于明初中国所赠的海舟及相关的船员和航海技术，琉球通过东亚的国际贸易，成为北通日、朝，南及东南亚的太平洋海上贸易中心。对于琉球来说，朝贡贸易的厚赐以及随贡互市带来的商业利润，关系到该国的生死存亡。琉球王府担心自己受制于萨摩之实一旦败露，朝贡体制及王国之存续都将受到莫大影响。而萨摩藩亦非常仰赖于琉中贸易，它也绝不希望中琉关系恶化而影响到自己的财政收入。另外，在甲午战争之前，特别是晚明和盛清时代，中国在东亚是个令人敬畏的庞然大物，任何邻国都不敢小觑，而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就意味着可以获得极为丰厚的经济回报。在这一点上，琉球王府与日本萨摩藩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他们因此长期刻意隐瞒两国关系的真相。对此，琉球末代国王尚泰的近臣喜舍场朝贤（向廷翼）在《琉球见闻录》中供称：
我邦和日本的关系一旦败露，势必有碍进贡，故对中国隐瞒。册封钦差来琉之时，在琉的萨摩官吏及商人全部移居浦添间切城间村，原停靠于泊港的萨摩船只移泊今归仁间切运天港，以避中国人耳目。平常国中流通的宽永钱悉数收匿，取出官府中备用的鸠目钱，在中国人逗留期间暂时流通于市，官衙、寺院里的挂轴钟铭以及碑文等，凡有涉及日本年号、人名或者与日本有实质关系之物，尽数收匿。国中所用的物品器具，若是日本产之物则称是产于度佳喇岛。昔日，日中间皆锁港，互不通往来，不遣聘问使，故不知我邦内属于萨摩之情。
“宽永钱”即日本的宽永通宝，始铸于1624-1643年间。而“鸠目钱”则是质量低劣的琉球钱。可见，平日里琉球通行的是日本货币，只有在中国册封使到来时，才临时取出官府中备用的鸠目钱暂行流通。至于所谓的度佳喇岛，亦即虚构的日本边境“宝岛”。由此可见，萨摩与琉球为了演好双簧，可谓煞费苦心。
在明清两代，每隔数十年便有一个庞大的册封使团前往琉球，不少册封使归国后撰写了有关琉球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的详实记录，此即后世所称的“使琉球录”。庆长之役后，明清政府先后派出过九次册封使团，而《条约官话》所应对的，则是最后一次（同治五年，1866年）的中国册封使。
在冲绳，目前还遗存有同治五年册封使赵新、于光甲的一些手迹。而琉球大学“仲原善忠文库”中，保留有此行的《支那册封使来琉诸记》，记录了册封使赵新、于光甲在琉球的活动。从中可见，御笔钦点的册封使，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忙于登高作赋、临流赋诗，丝毫没有察觉到发生在琉球的重大变化。
赵新回国后，主持编纂了《续琉球国志略》。该书共二卷，除了序文外，卷首收录御书、诏敕、谕祭文，卷一为表奏、国统，卷二为封贡、典礼、学校、政刑、官制、冠带簪衣制、府署、祠庙、风俗、人物、物产、针路和灵迹。无论是体例还是篇章结构，均沿袭自乾隆时代周煌的《琉球国志略》以及嘉庆年间齐鲲的《续琉球国志略》。其序曰：“同治五年，天子以琉球于中国最恭顺，今其嗣尚泰立，不怠益虔，宜锡以王封。”如果对照先前的各类使琉球录，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变化。而倘若阅读抄本《条约官话》，便可发现“于中国最恭顺”之琉球小国，其实有着应付天朝大国最为圆滑的手腕。不过，在当时的中朝上下，仍然年复一年地重演着明初以来的册封大戏。
（六）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近年来因中日关系引发的钓鱼岛、琉球问题走热，知识界相关的讨论相当不少，相关成果颇为丰硕。但也有不少论著横空出世，完全无视海峡两岸乃至国际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深厚的资料及学术成果积累，许多诠释不过是在重复“自古以来如何如何”之类的政策宣示，一些史料的“新发现”似乎也都是前无古人。在我看来，学术贵在求真务实，在力求客观的基础上逐步接近真相。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方能真正为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一点理性的思考。
东亚的历史问题因牵涉到诸多邻国，故而应当置诸宏观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就朝贡制度本身而言，天无二日，它原本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自十七世纪初以来，中、日、琉三国却形成了一种相当怪异的特殊关系。如果说，朝贡制度是戴在明清帝王头上的一顶皇冠，其上缀满了大大小小的宝石，那么，从1609年开始，琉球实际上就已鱼目混珠，成了这顶冠冕上一颗暗淡无光的假宝石（“假宝石”之说，最早由杨仲揆先生提出，此处有所发挥）。在这方面，迄今尚存的琉球官话抄本，意外地为我们揭示了中、日、琉关系的表象与实质。庆长之役之后，琉球虽然表面上仍向中国朝贡，但它却成了两属的国度。而在实际上，尽管此后的明清帝王仍然沉湎于“万国来朝”的大中华迷梦，但琉球却已被日本萨摩藩所挟持。琉球王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柳絮随风，被迫与日本幕藩配合唱起双簧，逢场作戏。对此，矫饰虚荣的中国虽然早有耳闻，但却仍然满足于表面上的宗主国地位，对远隔重洋的蕞尔小邦毫无兴趣，这也实际上埋下了此后重大变局的祸根。及至1879年日本的废藩置县（废除琉球，建立冲绳县），以偷天换日的手法鲸吞蚕食，悍然将琉球国并入日本版图。从本质上看此举实属非法，不过，对于其时颓相毕现的大清国而言，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此一百变沧桑，既是国际现实政治的无奈，亦不乏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可寻。
文/王振忠 上海书评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东亚朝贡体系的虚像：琉球隐瞒日琉关系真相二百五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