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东亚朝贡体系的虚像:琉球隐瞒日琉关系真相二百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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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揭《条约官话》中提到上江户的琉球官员“带有牌板、吹鼓”等仪仗,这同样也得到日本文献的印证。当时,琉球人所奏的乐曲有“万年春”、“贺圣明”、“乐清朝”、“感恩泽”、“福寿歌”、“庆盛世”、“凤凰吟”、“庆皇朝”、“颂太平”和“古啰啰”等。例如,“庆盛世”曲唱道:

现在天下玉烛调,五风十雨无愆期,国泰民安戴太平,直是稀逢的盛世,街歌巷舞欢喜祝,万福无疆乐升平。

另外,从“贺圣明”、“乐清朝”等名目来看,前往江户拜谒幕府将军的乐曲,其实是混合明清乐和琉球曲形成的一组大杂烩。而对于德川幕府而言,似乎没有人在乎究竟唱的是什么,他们唯一需要的是一种中华情调,目的是为了营造万邦来朝的气氛,以期构建出以江户为中心的日本型“华夷秩序”。

迄今,我们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些书籍中,还可看到琉球人“上江户”朝聘时所用的全套“器械”,包括铜锣、管、横笛、弓子、二线、三线、四线、长线、琵琶、胡琴、刑鞭、金鼓旗、铜锣、钟木子、两班、喇叭、铜角、唢呐、鼓、拨子、虎旗、牌、凉伞、节、偃月刀、屋轿、伞,甚至对使行人员的行头(如冠、巾、簪、笠、舄等),也有细致的图画。对此,荻生徂徕所撰的《琉球聘使记》一书,对于其中的各类乐器有着较为详细的解说。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还收藏有一册《国役金、驿传》,其中详细记录了“朝鲜人、琉球人来聘道上诸费”。凡此种种,都说明琉球人“上江户”朝聘幕府将军确凿无疑,由此亦可见前引《条约官话》中的那段对白,只是自欺欺人的一套说辞。事实上,琉球人“上江户”,与他们自福州琉球馆北上晋京朝贡,所用的仪仗并无太大的差别。

(四)

《条约官话》中还有一段对话:

问:听见说琉球的人到日本奇观的所在,或者做诗,或者做歌,记载那国梓板,我看起来琉球差官朝见的事,也没有可疑。

答:敝国的人并没有做诗、做歌的事。我们听见说,往年大岛年成不好,到度佳喇岛要借大米,那里也是大饥,没有大米,那里官员到了江府,替他商量借了大米,转借大岛,所以到江府谢恩。想必那官员谢恩的时节做得诗歌,纪名琉球的人,这也未可定。又有度佳喇的人屡屡带来日本有名的山川画儿,央托敝国的人看画做诗,敝国的人替他做诗,写给他们,敢莫这样诗句记载梓板?况且康熙年间靖南王谋叛时,即遣发游击陈应昌再三劝说丢弃大清,从服靖王,我们国王不敢行那违天逆道的事,皇上晓得这个事,赏给敕谕,褒嘉忠顺的。大人看见这件事,自然晓得不服日本的事。

文中的“江府”,亦即江户幕府。从日本文献来看,有关琉球人在东瀛登临眺瞩、往还赠答,可谓史不绝书。例如,江户时代幕臣宫崎成身收集海外各类情报,编纂而成《视听草》,其中就收录有琉球人朝聘日本时的诗歌。该书十集之三中,有宽政二年(1790年)的《琉客诗歌》。当年冬十一月,前往江户的琉球国聘使宜野湾公子作有《富士山》:

富岳群峰祖,扶桑第一尊,满头生白发,镇国护儿孙。

扈从毛廷柱则有《奉送四郎兵卫先生自下关先赴江府》:

浮槎共赴武昌浔,早晚相依情急深,从是先生先我去,别离虽暂奈分襟。

而随行的乐童子麻克昌则吟咏《偶成》诗: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得上林花似锦,出门尽是看花人。

该诗显然为唐杨巨源之同名诗,只是《视听草》不察,并未明确注明。上述诗歌中的“富岳”亦即富士山,而“武昌”则是模仿中华的雅化地名,其实指的便是江户(今东京)。这些,显然就是《条约官话》中所说的“日本奇观的所在”。类似的诗歌,在《视听草》等书中还有相当不少。琉球人或许是担心这些诗歌迟早会流入中国人之手,故而预先准备了圆谎的说辞——那些都是度佳喇岛人所为,与琉球完全无关。接着,琉球人顾左右而言他,说起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时的立场,以表示自己对清朝的忠诚不贰。

总之,对于拟定的中国人之设问,琉球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预先想好了种种说辞,目的只有一个——掩饰日琉关系的真相,维持与中国的朝贡贸易,藉以继续获得自身的利益。

(五)

明清时期,中、琉、萨(日)的关系颇为复杂。明代著名官僚张瀚所著《松窗梦语》卷三有《南夷纪》,专门描述琉球:

国无货殖,不通商贾,惟鱼盐泛小艇。入朝贡,始乘大舟航海而来。俗无文字,入学中国,始陈奏表章,著作篇什,有华风焉。望月盈亏以记时,视草木荣枯以验岁,风土气候与南相类。田宜稻、粱、禾、黍,畜多牛、豕、野马。男子去髭黥首,羽冠毛衣;妇女皆以纻绳缠发,从头盘绕至额。家饶裕者,瓦屋不过二、三楹,余皆茅土藏盖,风雨飘摇而已。市用日本钱,以十当一。人无贵贱,皆骁健猛悍,甘劳苦,耐饥寒,不知医药而无疾疫。兵甲坚利,射可二百步,进止有金鼓,邻国视为勍敌。然好相攻击,度不能胜,辄剖腹自毙……

这里提到琉球“有华风焉”,显然颇受中国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他也客观地指出:琉球市面上用日本钱,琉球人也有剖腹自杀的风气,等等。这些,无疑都反映了来自日本的影响。《松窗梦语》作于1593年,距“庆长之役”还有十数年,但从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早在十六世纪末,中国和日本就都已对琉球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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