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苏联反美宣传与文化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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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联的反美宣传措施

(一)反美宣传的开始

1947年9月25日,日丹诺夫在第一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开幕式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明确指出“战后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阵营”。[⑤]日丹诺夫同时严厉斥责了英美的“扩张主义”,并罗列了其大量反苏的“事实”。[⑥]对此,著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认为:“日丹诺夫的报告可以被认为是莫斯科的冷战宣言”。[⑦]宣言标志着苏联正式进入冷战总角逐。在文化方面,中央宣传鼓动部开始出台相关措施。

1948年1月24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向苏斯洛夫(М.А.Суслов)呈递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称,美国时事评论家斯基尔(И.Стил)《美元内幕》(Долларовый занавес)一书在美国得不到出版,是因为该书揭露并批判了美国当权集团的外交政策。其若能出版,对苏联所进行的反美宣传是极为有益的。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与诽谤,最好先由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出版社出版,然后再翻译成俄文出版。由一个美国人来揭露美国的侵略政策,并且冠之以《美元内幕》的耸人标题,加上苏联宣传的大力配合,再联系到当时美苏之间因马歇尔计划和柏林问题的龃龉而引起的明争暗斗,这种宣传方式与技巧,无疑会增强苏联民众对于美国统治阶层正在进行金钱外交的印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中央宣传鼓动部所期望的印象的达成,并不是由偶然因素所造就的,而是穷尽各种方式、利用各种资源所进行的政治动员的结果。正如当代俄罗斯学者А·В·法捷耶夫(А.В.Фатеев)所总结的那样:“苏联为了建立便利的对信息的控制,宣传者拥有所有的先决条件:经验,国家对大众传媒以及信息本身的垄断,公民对当局和报刊报道的信任,低水平的公民政治文化和文化程度,对西方传统的不信任。”

1948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出台了关于文化活动家参加捍卫和平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由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起草的这份决议中指出,文化活动家们参加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法共中央发起的捍卫和平代表大会,是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保卫世界和平”,并特别强调要支持他国提出的抗议美国迫害进步文化活动家的倡议。该代表大会于8月25日到28日在波兰的弗罗茨拉夫(Вроцлав)市举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机关全力进行了宣传报道,尤其用浓重的笔墨揭露美国迫害进步文化活动家的行为,来为反美宣传升温与造势。但令人费解的是,8月27日塔斯社(ТАСС)记者在报道大会活动时引述了参会代表们之间流传的走廊传闻:“英美代表并不喜欢作家法捷耶夫(А.А. Фадеев)的报告,以及爱伦堡(И.Г. Эренбург)的讲话所表现出来的尖锐口气。”由于上下文的缺失,笔者无法断定该记者引用这番话的意图何在。但毫无疑问的是,苏联当局对法捷耶夫和爱伦堡在大会上针砭美国的发言是满意的,否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也不会在1950年5月30日再次通过决议委托法捷耶夫组建和平保卫者代表大会常委会,并任命爱伦堡为副主席。[⑧]实际上,政治局的决议、文化活动家捍卫和平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事后的宣传报道,共同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美国是反动文化的化身,它迫害进步文化活动家,而苏联则是进步文化的代表与进步文化活动家的守护神。就文化冷战来讲,就是找出美国政治体制、内政外交及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一面,与积极正面的苏维埃文化形成鲜明对比,来达到让苏联及西方民众认同苏维埃文化,自觉抵制美国文化侵袭的意图。

(二)反美宣传的高潮

1949年3月1日,是冷战初期苏联反美宣传活动中的一个战略节点。因为在这一天,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起草了名为“近期内加强反美宣传计划措施”的计划。该计划详细规定了苏联各大报刊杂志和广播电台的反美宣传内容,要求苏联作家协会、艺术事务委员会等机构创作文艺作品用于反美宣传,组织文艺界和科学界著名专家学者撰写揭露美国内政外交真相、特别是侧重暴露美国生活方式的文章。实际上这份文件不仅是全面的反美宣传的指导性总纲,还是各个宣传部门具体反美措施的细则。因为在这份文件中不仅详细列出了诸如“美国文化的腐朽性”、“教育危机”、“科学为垄断组织服务”等反美宣传题材,而且已经汇总了一大批揭露美国腐朽生活方式的作品选题,要求突击制作并出版。

3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出台决议,要求突击出版《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правда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ах)一书的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版。[⑨]实际上,探寻这本揭露美国间谍与反苏阴谋的作品的问世历程,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苏联的反美宣传和苏联对文化冷战的重视程度是极为有益的。《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由文学报出版社根据英文译出后于2月12日出版。该书作者美国人比卡尔(А.Бюкар)的身份和经历颇值得注意:“一个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信息处工作的、有着斯拉夫血统的年轻女人,因爱上了莫斯科滑稽歌舞剧院的男高音演员而断然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斯大林阅读该书后在封面上写道:“英文版、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什么时候问世?”与此同时,《真理报》就《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发表评论说:“书中所反映的事实再一次使我们明白,必须提高警惕,时刻牢记揭发反民主帝国主义阵营特务的必要性。”在斯大林的批示与《真理报》的宣传攻势配合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遂出台了3月19日决议,限令外国文献出版社在4月1日前用英文、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该书各一万本,并且俄文版要在2月11日出版一万本的基础上,加印二十万本。根据这份档案所附的解释,本书之所以要“揭露美国间谍与反苏阴谋”,正是要影射“遏制”战略的提出者、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外交代表乔治·凯南(GeorgeF. Kennan)。从这一点来看,如此大张旗鼓地推广该书,就是要在苏联及西欧民众心中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名噪一时的凯南电报提出人、当时的美国驻苏联外交代表,是策划反苏阴谋的间谍,是苏联人民的敌人。相较于苏联对美国所进行的文化冷战的汹涌势头,对乔治·凯南的形象刻画只能算是一朵浪花。

4月1日,苏联作家协会也加入到反美宣传的阵营之中。根据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安排与部署,苏联作家协会拟定了加强反美宣传的草案。[⑩]该草案颇为详细,笔者仅略举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保证有关文艺作品的出版,创作剧本、电影脚本和小说来揭露美国生活方式。第二,从1949年到1950年,出版10到15本由相关人员所撰写的、旨在揭露美国生活方式与展现美国劳动人民贫穷状况的纪实著作。第三,准备出版一系列选集,包括《美国生活方式》(Американскийобраз жизни)、《国外美国人》(Американцы за рубежом)、《美国人眼中的美国》(Америка глазамиамериканцев)、《俄罗斯进步活动家论美国》(Русские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е деятели об Америке)和《进步美国人反对战争贩子》(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еамериканцы против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等。第四,苏联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反美题材的剧本《注定要失败的阴谋》(Заговор обреченных)、《肤色》(Цвет кожи)、《冷战》(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和《广场上的狮子》(Лев на площади)。第五,准备再版如下书籍:《战后西方》(На Западе послевойны),《在日美国人》(Американцы в Японии)等。从苏联作家协会这份冗长的草案内容看,这一时期的反美宣传是一场精心组织、持续进行、涵盖广泛的意识形态攻势。这份草案经中央宣传鼓动部审核后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通过并实施。

相较于之前的反美宣传,这一时期的急行军式的突击反美宣传活动的特点,是斯大林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以及追求书稿的出版速度和反美作品的数量。有一个事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作家什巴诺夫(Н.Н. Шпанов)于1949年3月29日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标题为《关于两个问题》的信。他在信中抱怨道,他的书稿《战争贩子们》(Поджигатели)早在1947年就交给了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但至今还未得到出版,该书的内容是揭露英美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且正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谋。4月20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苏斯洛夫报告,说是已经调查清楚相关情况,《战争贩子们》将在近期内出版。作家什巴诺夫的书稿长期被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搁置,却因他的一份申诉信和中央宣传鼓动部的介入,得到了立即出版的待遇,个中原因恐怕还是其爆炸性的内容契合了此时反美宣传的基调。

5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艺术事务委员会呈送给马林科夫(Г.М. Маленков)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详细罗列了一系列正在创作的反美题材的剧本,以及近期内要上演的反美戏剧。6月17日,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在上呈马林科夫的报告记录中写道:艺术事务委员会的反美宣传计划已通过审核,并报中央批准实施。[11]同年10月6日,应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要求,艺术事务委员会向其提交了关于反美宣传实施情况的报告。10月12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马林科夫呈送了反美宣传的阶段性总结报告。报告中宣称:近期内在各大剧院上演的反美戏剧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目前艺术事务委员会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更多的剧目。这些措施的密集出台,给人的观感就是,联共(布)中央及斯大林本人,都极为重视通过文艺作品进行反美宣传。这种对美帝国主义“恶感”的刻意培养,犹如敏锐的传感器,深深烙印到这一时期的苏联文艺作品的字里行间,主导了苏联民众对美国的认知。

另外,“美国之音”(TheVoiceofAmerica)等境外广播电台针对苏联的“恶毒”宣传报道,引起了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高度重视。1949年6月28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马林科夫呈送一份报告,该报告指出,要加快无短波收音机的生产速度并增加其产量,1949年生产11万台,1950年要生产40万台,以作为与境外反苏广播斗争的工具。关于苏联广播电台宣传报道的大致方向与内容,可以从1949年6月10日中央宣传鼓动部上呈苏斯洛夫的 “关于1949年10月境外宣传报告的选题计划”中了解到。[12]在该计划中,10月苏联在境外所进行的宣传报道应侧重六个方面,其中第三点是:就“帝国主义阵营从经济危机走上军事冒险之路的出口”进行宣传报道,重点揭露帝国主义正在经历经济危机和其准备发动新的战争的计划,尤其要刻画出杜鲁门(Harry S. Truman)、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及其走狗铁托(Иосип Броз Тито)等人的战争贩子形象。其实只要联想到苏美两国在西欧剑拔弩张的国际局势,以及此时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决裂与对峙,就不难理解苏联宣传机构为什么要开动全部火力来宣传杜鲁门、丘吉尔和铁托是战争贩子了。这种对英美等敌对国家领导人形象的丑化,与反美宣传的突击性一起,构成了苏联所进行的文化冷战的显著特征之一。

冷战初期,电视在苏联尚未普及,看电影还是当时广受民众喜爱的娱乐与消遣方式。利用电影的普及性和影响力,也是苏联进行文化冷战的重要工具与手段。因此,遴选优秀的电影题材来进行反美宣传并达到预期的效果,遂成了中央宣传鼓动部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 1949年7月19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呈送给斯大林关于“发行反美题材电影”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要将高尔基的小说《黄色恶魔之城》(Город Желтого Дьявола)和上文提到的《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改编成电影,并称已经安排好拍摄与上映的时间表。高尔基的这篇小说能被改编成电影的最大动机,恐怕是小说描述了他的美国之行的内容,以及在文中表达了对美国人生活方式的鄙夷与讽刺,极其适合作为此时进行反美宣传的素材。[13]由此可见,对高尔基小说的改编与上映,已被视为中央宣传鼓动部实现其宣传效果的上佳途径。而已经用俄英法德西五种文字出版并在苏联和西欧大力推广的《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一书,此时又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建议下改编成电影,其受到如此青睐和重视的原因,据分析,主要是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该书内容是揭露美国驻苏联外交官是间谍且大搞反苏阴谋活动,具有煽动性与爆炸性,值得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统一筹划下以纪实文学、电影乃至戏剧为载体来进行连续性的反美宣传。第二,《美国外交官的真实故事》一书达到了比较理想的宣传效果,在苏联乃至西欧民众的意识中成功塑造了美国外交人员的丑恶形象。此时将该书改编为剧本,对于苏联所进行的反美宣传会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

除了有组织地进行自上而下的宏大宣传活动以外,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还非常重视清除妨害这些反美活动的因素。例如,1949年12月12日,前《真理报》工作人员马吉德(А.С. Магид)写信给斯大林,强烈建议加强苏联公民的警惕性。[14]马吉德在信中说,读了昨天真理报关于帕克所著(Р. Паркер)的《反对和平的阴谋》(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мира)一书的评论后了解到,“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各个地方都活动着下流卑鄙的英美间谍,他们正在窃取国防机密并传播反苏流言”。继而他表示要“对于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您,以及我们所有人大声呼吁:警惕性,警惕性,还是警惕性!在日常生活中,在党的路线中,在职业组织中都需要警惕性。”当然,义正词严地大声疾呼提高警惕性或反对美国的,并不只有马吉德一个人。1951年5月24日,马林科夫收到了自称是《美国画报》(Америка)杂志读者的来信。读者哈尼科夫斯基(А. Ханьковский)在信中认为,不久前发行的《美国画报》第46期所介绍的美国普通工人家庭的收入状况与日常生活,企图给苏联读者描绘一幅虚假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美好画面。作者说道:“……逼真的图表,虚构的数字与事实,将现在的美国描绘成天堂(рай)和理想中的黄金国(Эльдорадо)。……我坚信,美国画报的虚假宣传是我们进行反宣传(контрпропаганда)和揭露美国生活方式的绝佳材料……”。在此需要解释的是,根据我国学者赵丽杰的研究,《美国画报》在苏联民众中是极受欢迎的,发行量虽然只有五万份,但是影响却非常大,在黑市上它的价格经常达到发行价的三倍就是明证。实际上,这两封信虽然是写给最高领导人的,却是假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之手传递的,这两封信既是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反美宣传效果的体现,也是刺激斯大林、马林科夫以及整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将反美宣传持续下去的诱因。由此可见,宣传主导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对于此时中央宣传鼓动部控制和推动的反美宣传,是极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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