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央宣传鼓动部一方面重视反美宣传，另一方面不忘将不利于这种宣传的因素彻底剔除。1949年7月26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马林科夫报告，表示支持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Глав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ССР）提出的将杰博林（Г.А. Деборин）所著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一书从苏联各图书馆中清除的提案。[15]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在提案中指出，该书“含有大量的严重政治错误，千方百计地粉饰英美在二战期间的政策，掩饰英美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真正原因，夸大英美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中的作用，贬低苏联的贡献和作用……”。不难理解，提案中所指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一书对英美在二战期间作为的描述，显然是不符合此时如火如荼进行的反美宣传的基调的。这表明，在苏联所进行的文化冷战背景之下，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所主导的这一场宣传攻势，一方面要极力塑造美国的敌人形象以激起苏联民众的警惕性与对美国的敌意，另一方面则要极力掩盖与清洗对反美宣传不利的信息。
除了上述反美宣传措施，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策划与掌控下，从1949年到1951年，密集的反美宣传活动和措施一直在延续。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外，还有诸多具体措施。例如，1949年3月19日苏联作家协会在给马林科夫的报告中称，正准备写作有利于揭露美国真面目的剧本《高尔基在美国》（Горький в Америке），要求相关机构给予支持和合作。5月17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苏斯洛夫报告，作家马克·威廉姆斯（Мак-Вильямс）的《哀伤之地》（Бедствующая земля）准备由外国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列入早就策划好的反美著作清单的。6月22日，中央宣传鼓动部给马林科夫的报告称，经审查后认定，《美国的劳动与资本》（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 в США）一书可以出版，可用来揭露美国工人阶级和黑人的现状，暴露美国关于“美国生活方式”宣传的虚伪性。[16]中央宣传鼓动部同一天呈送给马林科夫的另一份报告称，经过审查和改正不足后，《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法西斯地缘政治学说》（Фашистскаягеополитика на служб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一书可以出版。该书主要内容是批判“反动性质的法西斯地缘政治学说，并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利用其作为意识形态基础来谋求全球霸权的扩张计划”。
在组织密集的反美宣传的同时，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对宣传品的质量也有着相对严厉的管控，即并不是所有的反美题材作品都能轻松获得其首肯的。如1949年6月23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在给苏斯洛夫的报告中称，经过审核，认为米纳耶夫（В.Н. Минаев）的“旨在揭露美国间谍机关犯罪活动”的《美国盖世太保》（Американскоегестапо）一书充满了作者的“想象与杜撰”，因此不宜出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著名作家爱伦堡的作品上。1949年9月22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在给苏斯洛夫的报告中，同意作家出版社提出的爱伦堡创作的揭露美国生活方式的小说《美国之夜》（НочьАмерики）中的诸多缺点与不足，并支持作家出版社提出的该书稿只有在修改后方可出版的建议。[17]在笔者所掌握的档案文献中，有不少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否定反美题材文艺作品的事例。以上两例说明，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下的反美文化宣传，不仅攻势凌厉，而且务求质量上乘，既要求数量庞大、方式多样，又对这些作品的内容与方向有着严格的管控，尽量避免充满杜撰与想象或者内容不够深刻具体的作品问世，以免带来反作用。
三、结论与思考
限于篇幅，笔者难以继续罗列在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操控下的苏联反美宣传活动。这种炽热的、有组织的反美宣传活动，在1949年达到顶峰后逐渐降温。
如今再来回顾与评判这段历史，首先可发现，此一时期苏联所进行的激烈的反美宣传，带有苏美两大阵营之间爆发冷战这一鲜明的时代特色。这种时代特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苏联反美宣传的方向、内容与程度。就直观而言，冷战爆发后，美国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苏联的意识形态乃至苏维埃制度描绘成“邪恶”的负面形象，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需要对此进行意识形态反制。企图借助大规模的反美宣传，以各种方式和载体来证明美国统治集团及其内政外交的腐朽与落后，这样便可以间接证明美国及其政治制度的对立面——苏联及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正确性。这是冷战爆发给苏联带来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
从本文的视角——文化冷战来看，这种以宣传和鼓动为方式的意识形态对抗，有别于此时苏美围绕柏林问题以及朝鲜战争等问题所进行的激烈的政治角逐与强硬的军事对峙，是一种非直接接触的软较量和软竞争，即在文化层面上的对抗。它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进行选择性的宣传报道来影响民众心理，进而使其作出有利于本方的判断，并进而采取相关的举动。具体到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所推动的文化冷战，就是在大力进行苏联爱国主义宣传的同时，一再掀起反美宣传的高潮，通过强化宣传与鼓动，在苏联民众的心理与潜意识中造成美国是苏联人民的“敌人”这一思维定势，那就是像法捷耶夫所说的：“（美国）经济危机前的状态、垄断统治、法西斯主义、文化和社会风俗的腐化和堕落、劳动人民生活贫困、种族歧视、为军国主义服务的科学、媒体腐败、犯罪率增长、对外政策的侵略性以及为达成此目的而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盟友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必然导致的分裂。”。
引人注目的是，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主导下的以苏联普通民众为受众的反美宣传，是以整个苏联的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为前提的，而且发动了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体制与文化体制，进行了一连串的、全面有序的宣传鼓动攻势来贯彻“反对美国”这一宗旨。在此起彼伏的宣传攻势下，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与普通苏联民众，从上至下，要么主动投身其中摇旗呐喊，要么通过不断表达政治立场的坚定与正确来被动唱和。从总体上说，得益于与外界高度隔绝的苏联政治环境，而且在“具有丰富经验和光荣传统”的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下，借助于被垄断的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并充分利用行政资源，发动一波接一波的强势宣传攻势，一方面实现了以苏联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苏维埃文化的营造，一方面利用这种反美宣传在民众心理中完成了“敌人”形象的构建。[18]笔者认为，这相辅相成的两面都达到了预期效果，对于此时的反美宣传而言是成功的。
进而言之，这种被宣传出来的“敌人”形象，在苏联民众心理中强化了对美国的负面印象，并由此导致对美国的普遍厌恶与憎恨心理，构成了这一时期苏维埃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而这一特征的实质，就是上文言及的美国统治集团及其内政外交腐朽与落后的反面——苏联政治体制的合法及政治文化的合理。从这一点来看，文化冷战的勃发与兴盛，足以印证苏美之间所进行的是一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的全方位的总体对抗，双方不仅采取各种措施对抗，而且都试图在文化层面与意识形态上为这种对抗寻找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这一层面可以如此理解苏美文化冷战爆发的逻辑：双方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政治、经济对抗的同时，还在进行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输出与对抗。围绕这种输出与对抗，各方不仅要积极论证本方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且要极力否认对方的合法与正当，由此产生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上的冲突，这就是文化冷战。
再回到这一时期苏联的反美宣传，可以看到，相对于以后苏联的反美宣传活动，此时高潮迭起的宣传浪潮不仅具有鲜明的突击性，而且深深烙印了斯大林、日丹诺夫等人的个人特征与时代烙印。对反美宣传以及整个意识形态宣传的高度重视，可以从这一时期斯大林与日丹诺夫的多次演说中发现。而意识形态宣传高潮退去之后的后斯大林时代，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再也没有掀起如此高度和烈度的反美宣传活动。同时，电视等新兴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也迅速改变了以报刊杂志为主的宣传方式。苏联普通民众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接触机会的增多，也使得这种封闭式的宣传活动所能达到的效果再也无法和以往相比。
文/赵玉明 《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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