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间蒋介石与张学良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的反应成为各大中文报纸关注的重点，而对政府不作为进行批评的报道是重点内容之一。《申报》、《大公报》等都有诸多此方面的报道。作为拥有日本背景的华文报纸，《盛京时报》虽然也对国民政府有诸多批评和抨击，但因该报的舆论倾向以日本对华政策为依据，而日本此时又力图将”九一八”事变限定在中日两国之间，不希望其国际化，因此，该报大量利用国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批评以及对蒋、张统治的不满，来渲染政府的不作为，并同时巧妙地融入日本拟解决”九一八”事变的”直接交涉”政策，力图运用舆论力量推动事变的解决及进展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转化。
事变后，国内舆论普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持批评态度，加之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缺乏明确指向，单纯依赖国联，《盛京时报》对此大肆报道。9月21日，该报以”奉天事件国府尚未定对策”为题发表消息，称因为”真相未明了”，且在等张学良的”详细报告”以及蒋介石的”指示”后才能决定”政府之态度”，并报道说南京国民政府”副座”张学良认为”此时务须持以镇静态度”。同时，刊登消息称”国民政府关于满洲事件决定对策尚有相当时日”，但外交部向日方发出”即时停战并要求撤兵”的抗议，以及王树常训诫各部队”禁止轻举妄动”的消息。这些消息表明，中国政府一时间难以作出对策，只能一方面向日军发出抗议，一方面要求军队和民众”务须镇静”。
随着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坚持不抵抗主义，希望借助国际联盟的干预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日军撤兵，使得日本承受了一定的国际压力，难以推行其与中国进行”直接交涉”的政策。为扭转这种局面，日本进一步大作舆论文章，力图通过舆论压力，迫使国民政府不诉诸国际社会而与之直接谈判。9月22日，《盛京时报》同时刊登《日本侧决定奉天案方针》及《奉天案协议南京中央党部开会》两则消息，一方面，明确日本方面要求处理事变的对策是要”中日单独交涉”，不允许有第三国插手；另一方面，表明南京国民政府则仍无以应对，单纯提出”向全世界友邦，发表奉天事件之真相，暴露日本之国际的野心”。到9月24日，中国终于在事隔六天以后表示了”防守”的态度：”政府暂时保持稳和冷静态度，不使日本得有借口理由”，”向国际努力的宣传，吸收列国同情，以取牵制日本策”。表明中国仍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国际联盟，而这与日本希望的”本土化”解决政策不一致。对此，日本态度强硬。《盛京时报》刊登日本外相的态度：”对于正当自卫的行动，若有第三国调停或干涉时，对之断然拒绝，有以彻底实行自主的解决之决心”。此后的消息陆续报道了南京政府、张学良以及广东政府的动向和态度，该报通过这些带有电头的报道告诉读者，虽然在对日态度上政府内部分为硬软两派，国民政府最终还是因得不到国际联盟和美英等大国的支持，所以对强硬的日本关东军无可奈何；而广东政府和共产党则要趁机打倒蒋介石，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一方面与广东政府议和，一方面坚持剿共。如10月25日报道称，蒋介石向全国发出”禁止排日令”，其原因在于”鉴于联盟空气对华不利形势”，才发出”严重取缔命令”。这些显然经过选择的报道，有意识地透露这样的信息：中国政府内外交困，难以应对，无法改变目前的危急局势，最终只能向日本妥协。
在国际联盟启动关于”锦州中立”问题谈判后，已逐渐威胁到日本占领整个东北的计划，日本排斥国际干涉、诱逼中日直接谈判的愿望日益迫切。为此，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多篇呼吁政府进行直接交涉的时评，并一再批评国民政府对国联的依赖。11月19日在头版的中间位置发表消息《中国未纳联盟分担金》，尽管字号不大，但位置醒目，提醒人们：如此的政府行为怎么能得到国际认可。11月29日的时评《超国家思想与个人主义》一文中，批评南京国民政府依赖成性，”对于国家大事，不能自决，一切必依赖国联”，但其对国联的依赖无疑是一场”迷梦”。12月12日的时评《外交须自觉》则进一步批评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惊慌失措”，以至于”对于日本态度认识不清”，”以为恃英美为背景，仗国联的余威，足以对抗日本”，而日本”亦不屈服”，导致4个月间的外交竟然”完全失败”；指责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是”懒惰成性”，不明了日本的态度决心，这是导致”外交大失败之根本原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此次满洲事变，除直接交涉，它无良策，且愈快愈好，解决延宕一日，则中国不免有一日之损失，若旷日持久以为得计，损失所及，殆不可测。”该报还不时散布政治谣言称：”中国对直接交涉，似有顿悟，中立地带之对日提议，亦一种变相直接交涉。”
在此期间，《盛京时报》不断发表言论批评和丑化张学良和蒋介石，离间二者的关系。事变发生后，该报发表文章，把蒋、张视为中日冲突的祸首，指责蒋、张等人发动内乱、铲除异己的行为是嗜杀好战；而东北受制于军阀之下的二十年，”三千万民众，吮啃吸髓，经其横征暴敛，致有产者变成无产，无产者流亡走险，饮恨泣血”。以此为日本的侵略进行辩解，宣称其侵占东北的行为是对”军阀势力之摧毁”，因而”举国无惜”。同时，该报信誓旦旦地说：”日本无支配满洲之野心，其理由不欲不负中国人三千万之重大责任”，但在混乱状态中”日本军在满洲维持秩序为绝对的必要之事”。与此同时，日本为实现其利用舆论压力迫使蒋、张下野，推动国民政府改弦更张，与其进行”直接交涉”，不断对蒋介石和张学良”丧城失地”、”不负责任”的不抵抗政策进行批评，指称他们拱手无抵抗断送东三省，让中国蒙受”奇耻大辱”，对国家”无责任，无办法”，对国民”无片言抱歉之表示”。在《蒋介石下野》一文中，该报评论说：中国政治家的话就如同天气预报，蒋下野则张位不保，新政府必将严厉处置张学良，”蒋下野之时，即张出走之日”。还有报道将蒋张之关系形容为”同床异梦”，并刊登在头版的醒目位置，文中报道说：张学良就满洲问题的对策，在南京与蒋介石再三有所协议，二者”表面主张举国一致”，但蒋心中”以发生满洲事件，为地方长官张学良之责任，张学良负责辞职为当然”，而张学良”亦为中央政府及国民党所欺骗不满意”，现在两者是”同床异梦”之关系。
此外，《盛京时报》不断发表丑化东北军将领特别是张学良形象的文章，尤其是发表系列文章将张学良塑造成为搜刮人民、聚敛钱财的地方军阀，并暗示张学良组织锦州防卫，采取抵抗主义只是拥兵自保，蒙蔽国人，证据就是宣称张在锦州兵力只有5万，而在北平用以自卫之军15万。事实上，之所以如此报道，是因为张学良在锦州建立临时”省府”，组织辽西防卫，成为日本迅速占领整个东北的绊脚石，所以日本不遗余力丑化张学良和东北军，以此降低其政治地位，瓦解东北抗日军民斗志。
可以看到，《盛京时报》在”九一八”事变后大力批评国民政府应对事变的无力，渲染蒋张矛盾，极力攻击张学良统治东北无能，力图用舆论诱导民众的视听，以此动摇张学良和国民党在东北的统治基础，并推动中日就事变问题”直接交涉”，以实现日本完全占领东北之目的。
综上可见，《盛京时报》对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及经过、中国政府态度等报道，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为日本侵略做宣传的意图。也正是由于《盛京时报》在报道国民政府应对无力时所进行的批评，契合了国人心态，由此形成了强大的负面舆论影响，使之成为配合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活动的有效舆论工具。
文/李玉敏 节选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3期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盛京时报》这样报道“九·一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