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海权论”尚能饭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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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论的影响

《海权论》出版后,美国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立刻成为马汉的崇拜者,两人开始密切来往。罗斯福当选总统(1901-1909)后,经常向马汉咨询有关海军和外交政策的意见。美国的下一位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和二战时期领导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年在职),在一战爆发的前一年被任命为海军助理部长,主张扩充海军。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担任过海军大臣。显然,这样的职务在英美两国很有前途。

在19世纪后期,大英帝国海军如日中天,却虚怀若谷。1893年,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应邀到伦敦的皇家海军俱乐部讲演,受到隆重欢迎。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是这个岛国的本能,马汉在理论上向他们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英国人从此明白他们国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汉一再强调,海军是进攻型军种。他坚决反对把海军用于防御,指出那是一条失败之路。作为海军战略,这没有错。可是,如果多个国家奉行他的理论,国际冲突将不可避免。那时的海军力量比较容易被量化:火炮的口径、数量、位置、军舰的吨位、舰队的总吨位。军官和素养和士兵的训练、军舰和火炮的制造技术当然也非常重要,但在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不是特别大。在每一场战争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因此,德国和英国开始海上军备竞赛。

在《海权论》首次出版的那年,奥托·冯·俾斯麦辞去了德意志帝国宰相的职务。他发动三场战争,在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他以此为满足,还刻意把同属德意志民族的奥地利排除在帝国之外(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受到当地人热烈欢迎)。这位“铁血宰相”知道德国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他注重维护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安全,不追求海外扩张。俾斯麦离职之后,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好大喜功,德国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好勇斗狠,扩张野心越来越大。1894年,威廉二世看到《海权论》,一见倾心。他不仅发誓自己要背下这本书(一个不可能做到的浮夸说法),还把它下发到每一条军舰,让军人们好好学习。德国有一支强大的陆军,皇帝还要建设同样强大的海军,为此不惜挑战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他的“世界政策”促成一战的爆发。德国在陆地和海上的态势都很窘迫,终于被打败。

海权论提出之后

1904年,马汉看到英国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大为叹服。麦金德不同于马汉,他更重视大陆,把欧亚大陆的中心区看做世界历史的“枢纽”(后改称“心脏地带”)。在1940年代,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书强调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即大陆的沿海地带。他们三人的观点各有侧重,互相补充。后来的地缘政治学摆脱了海权-陆权二元的对立概念——虽然这种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海洋对陆地的优势主要在更大的面积、四通八达的交通。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普及改善了大陆内部的封闭状态,海上交通的优势有所下降。海上交通的目的地是大陆,因为人类居住在大陆,便于开发的资源也在大陆。如果一个庞大的大陆国家拥有便利的陆地交通网,它的发展潜力将超过岛国。这正是麦金德、斯皮克曼担心的,也是他们的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清朝的最后几年,列强加快瓜分中国的步伐,彼此激烈争夺修筑铁路和筑路贷款的机会。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列强要巩固势力范围,开发资源和市场,就必须修筑铁路。筑路权引起许多纷争,四川保路运动导致清朝灭亡。如果清朝不亡,铁路建设高潮可能会提前100年,俄国和日本在东北铺设的那种繁密铁路网将遍及全国。

俄、德是大陆国家,与中国相似。在地缘位置方面,中国更近似德国,在陆地上有强国环视,在近海有岛国为邻,通往大洋的航线受制于人。德国追求崛起和安全,它的雄心超过了地理条件允许的范围。当年的德国是世界学术中心、科学中心和技术中心,遥遥领先其他国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德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超过英美两国所得之和。这是纳粹德国政客狂妄自大的本钱,今天的中国望尘莫及。但德国两次都战败了。

飞机在一战期间出现在战场上空;二战期间,飞机主导了战场,特别是在海上。1921年,在陆权和海权之外,意大利人朱里奥·杜黑又提出了“空权”。这些理论仍不足以说明权力在空间的弥漫性。太空、学术、科技、经济、制造、金融,以及人心、制度,等等,都是国家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皆不可失。制度是权力的基础,如果制度野蛮落后,一国必然在开始之前就彻底输掉竞争。

经典著作的常新之道

经典著作常读常新——如果读者有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时代变了,我们也要跟着变。《海权论》是一部经典,可以作为学习地缘政治学的一个起点,却不应是终点。

英国陆军军官约翰·F·C·富勒是最早提出“装甲战”的人之一,他的同名著作于1932年出版。193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举行50岁生日大庆盛大阅兵式,特邀富勒观礼。德国的装甲部队络绎不绝地从他们面前驶过。希特勒事后问富勒:“你对你的孩子们满意吗?”大开眼界的富勒回答说:孩子长得太快了,已经认不出来。——这时距离装甲战的提出才7年!富勒看到的还只是表面。德国将军海因茨·古德里安等人发展了装甲战的理论与实践,再加上空军的轰炸,才有了在二战中大出风头的“闪电战”。但是,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周全的军事战略仍不足以保证国家取得最后胜利,决策者还需要清醒的政治头脑。

富勒曾经抱怨说:德国和英国的军官很少看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30年)。克劳塞维茨说过:政治家和统帅首先应该正确地做出最重大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然后再从事战争。1960年,二战已经结束10多年,对政治有了更多了解的富勒在他的新书《战争指导》中说,如果战前各大国的政治家和统帅领会了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他们就不会犯那些无可挽回的错误”。马汉去世得早,没有机会像富勒那样总结教训。

现在是太空时代。美国针对中国提出“空天一体战”,还要制造“星空战舰”,向外星殖民。在苏美两国把宇航员发射到地球卫星轨道半个世纪之后,中国也做到了。在这个时代,如果还有人一味贪吃“海权论”,恐怕会引起严重消化不良,“一饭三遗矢”矣。马汉不可复生,不能再指点新的航向。况且政治学可以是全球的,而地缘政治学的一派只能属于一个国家。

中国没有必要像一次大战之前的德国那样雄心勃勃,四处树敌,在现有的世界秩序中谋求发展是最佳选择。而且对中国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海上,不是可能的战争,而是和现阶段的国内。各种突出的现实问题,及在改革中需要面对的各种制度改革,所以我们真不必将海权问题放大化来看。

文/丁力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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