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的三个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就是行为体、体系、规范。现在，关于国际体系的文章很多，关于国际规范的文章也很多。但是关于行为体的文章，却非常少。我和我的学生也曾经想做行为体的研究，但是失败了。对国家进行类别、性质划分，是非常困难的，做不出来。后来我又发现，国际关系研究难以进步的原因非常多，但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对行为体进行分类。Waltz认为，所有的行为体都一样。例如，美国和梵蒂冈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二者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就好比，我们把大象和蚂蚁视为一类，这显然是违反事实的，因为大象和蚂蚁天然就是不一样的。生物学之所以能取得重大进步，就是因为当年达尔文对生物物种进行了分类。然而，在国际关系领域，我们还没有对国家进行分类。大象和蚂蚁有一样的地方，例如它们都需要呼吸，但更多的是不一样的。

目前，尽管我们难以对国家的类别进行非常精确的分类，但我们至少可以对领导权进行分类。我们借鉴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即荀子的王、霸、强三类国家。这个相对容易一点。我们发现，王、霸、强三类国家的行为不一样，行为不一样是因为国家性质不一样，性质不一样是因为它的领导方式不一样。

在国家分类、领导分类上，已经有人做出了一些研究，主要路径是国际政治心理学。例如贺凯、冯慧云曾经通过行为代码分析的方式，研究，毛、邓、江、胡、习的不一样之处。但这也有局限，就是只能一个一个做，而不能成为类别。而我认为，这个类别划分，非常重要。生物学之所以能够进步，就是基于类别的划分。由于类别的划分很细，研究才有更可靠的依据。但在我们的国际关系学科中，类别的划分，往往都是非常虚的。比如，民主国家、非民主国家，太简单了。所以我们难以理解，美国和现在的伊拉克，形式上都是民主国家，但为什么一个内战少，另一个内战多？只有划分好类别，我们才可以跳出体系对我们的束缚。

目前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都没有对国家的类别进行划分。当然，定量的方法，更有助于进行划分。国家的类别和生物的类别是很相似的，并不仅仅是现在的190多个国家。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至少已经有一万个国家了。至少中国的历史上，就已经有无数个国家了。但问题是，我们对过去的数据是缺乏的。直到今天，对生物物种的划分，也没有完成，依然存在很多争论。国家类别的划分也非常困难，不比生物简单。

今天，在我们的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鲜活的例子，即这次我们国家的外交转型速度非常快。这并不是一个很长的变化。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制度不变、国际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会发生如此迅速的外交政策变化？因此，在变量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研究领导权变化的问题了。我认为，中国学者今天面临着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创新的机遇。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受关注的国家。其他国家的人，要想研究中国，还要远道而来，花很多钱。我们就住在中国，因此非常方便，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学者研究自己的国家，创新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秦亚青

某种程度上，实践理论是从建构主义理论中延续下来的。但它的创新性也很高。这个实践，与我们过去理解的实践是不一样的，在这里，background knowledge是最重要的。你长期形成的思维的积淀，从日常生活中得到的知识，是最重要的东西，它会引导你的行为。正是因为如此，我近些年来，一直在考虑传统的东方文化对我们的行为的影响。国际关系学者的最重要的关怀，就是人。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不是随意创造的。

实践理论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实践理论只能巩固西方的软实力。事实上，实践理论强调任何一个行为体的实践活动，既包括西方世界的实践，也包括东方世界的实践。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定按照西方学者的实践理论来研究国际关系。实践理论是一个approach，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它与比较体系理论结合起来。很多非西方的学者，就是根据东方的历史文化与经验，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因此，实践理论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各个地方的实践都有自己的意义。这样，反而可以加强中国理论的软实力，而不是削弱我们的软实力。

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教授曾经提出进化第三定律，即合作定律。放眼望去，历史上的所有物种，凡是不合作的，最后都灭亡了。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物种不与其他物种合作，那么就一定会把别人杀死，或者被别人杀死。现在能够存在的物种，都是以合作为基础和前提的。这种道理非常简单易懂，但也非常深刻，对我们有很大启发。

阎学通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理论创新的能力与基础，但我们也需要理论创新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中国的崛起。国际关系理论往往都是大国才有的，小国很难有国际关系理论。苏联过去很强大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国际关系理论的。苏联解体了以后，这些理论就发展得很慢了。目前，尽管和美国相比，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但其他国家还不如我们。日本、英国和我们差不多，但俄罗斯肯定不如我们。我们现在不仅有一定的创新能力，而且还有了一定的条件。

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分歧，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不是通过争论可以解决的。史学家认为，历史是没有规律的，永远不会有同一只大象踏入同一条河流。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不可能有完全一样的事，历史永远不可能重复。但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研究的是规律，理论是用来解释规律的。社会科学认为，小的规律是没有的，但大的事情一定是有规律的。

生物学、生态学都认为，合作是生存的最有效方式。人类之所以能发展到70亿，是因为人类的合作能力最强。我们“共同体”会议的目的也是，通过合作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如果没有合作，只靠个人，那么突破也是比较困难的。

东亚的一体化，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有人曾经说，把东亚发展成欧盟，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事实上，这样做就一定好吗？我们知道，冷战之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发生在欧洲，今天的土克兰问题也是由欧盟东扩引发的。然而，在柬埔寨结束之后，东亚没有发生一场战争。从这一点上看，欧盟并不比东亚好。我们是一个不发生战争的“不特别好”的地区。因此，东亚要建立符合自己需要、适合自己的国际关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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