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冷战后美国是如何“打群架”的?

军事 rock 9999℃ 0评论

不过,联合阵线进行军事干涉行动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以美国所领导的联合阵线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为例,尽管取得了初期的军事胜利,但是在维持阿富汗战后安全和稳定的问题上,联合阵线内部的国家立场不一,导致行动遭遇了相当多的困难。

第一,缺乏战略上的统一和一致性。在阿富汗战争中,联合阵线参与统一行动目标是消灭基地组织、打败塔利班、帮助阿富汗发展成为稳定民主的国家。但是,联合阵线并没有制定出符合该政治目标的综合性战略,而是设计了分散的、临时性的解决方案。例如,美国决策者并不愿意让北约承担指挥权。北约从一开始就向阿富汗行动提供了支持,但是美国不愿将自身约束在北约协商一致决策制定过程中。但是,为了避免只派遣美国部队单独投入阿富汗稳定及重建任务中,美国最终还是接受了北约的帮助。而在欧洲看来,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是建立在相当松散的同意基础上的,欧洲国家对于是否帮助美国派遣部队参与阿富汗战争的意见不一。举例来说,英国与德国希望加强跨大西洋安全框架,而法国则将欧洲的参与视为增强欧洲安全实力的试验,但从具体的角度来讲,这些部队在阿富汗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尤其是在稳定和重建问题上承担多大的作用,参与的国家之间存在不同意见。再如,为了弥补这些缺陷,美国在2002年支持建立阿富汗安全部门,这个尝试使得阿富汗当局运用当地本身的力量完成重建。这个安全部门建立在联合阵线成员负担共担的框架下:美国负责阿富汗国家军队(Afghan National Army)的建立,德国负责建立政策部门,意大利负责重建法律系统,英国负责缉毒行动,日本负责对前政府武装解除、非军事化及避免重组。在这个框架下,各国有明确的责任与义务。但是这个框架仍然因为各国利益需求不同而产生不一致的效果,五个分别的任务相互交织,某个国家执行任务缺乏进展会严重影响其他国家的行动,并且所有的任务缺乏有力的总体指挥。

第二,各国对于军事行动的法律框架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制定长期的反叛乱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对行动及军事人员合法性的理解不同,使得政策的一致性、连贯性难以预测,这对于联合阵线越来越脆弱的内部统一是严峻挑战。以对基地组织及塔利班战斗人员法律地位的认识为例,在2002年2月7日,美国政府公开表示无论是塔利班还是基地组织战斗人员都应视为战争犯,美国武装部队会人道地对待战俘;然而,加入阿富汗战争的欧洲国家有着自己的认识,无论是塔利班还是基地组织战斗人员的法律地位应当符合《日内瓦公约》,而且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命令,2001年12月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1386号决议都包含着明确的国际人权标准约束着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富汗的行动。两者在对待战俘方面的法律意见非常不同,因此长期结果是难以预见的,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与军事专家质疑美国行为违背了《日内瓦公约》和国际人权标准。因此联合阵线内部的国家制定了新的战俘政策。不仅如此,美欧对武装冲突法律的理解也存在分歧,这些都对联合阵线一致性提出了严峻挑战,使得重建阿富汗法律体系的目标最终夭折。

第三,国内政治及政策制定对于联合阵线影响重大,主要表现在战略物资及人员提供方面。在战术上,无论在战时还是重建过程中,阿富汗战争突出了战斗能力的价值。然而,联合阵线在相关的能力方面体现不足,尤其是在操作流动性的资源提供方面更是如此。这与各国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向阿富汗南部扩展行动的意见不同有紧密关联。2006年,北约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开始替代部署在阿富汗南部的美国军队,意味着国际安全援助部队进一步牵涉入战斗行动中。然而,这次的地理范围扩展行动进一步导致联合阵线内部的裂痕,面临着成员之间各不相同的目标,即目标的多样化。多数国家将联合行动的范围定义在反叛乱、反恐怖主义或者恢复稳定及重建。但是这次的部署超越了原有的行动范围,对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联合阵线的指挥者们不仅要负责保持稳定、重建,还要同时负责战斗及缉毒,任务复杂且需要更多的物资消耗。英国向南部阿富汗派出更多的部队以支持主要由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和荷兰派遣的部队,与之相反,其他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成员提供的支持十分有限。国内对于扩展行动的立法和政治限制以及可利用物资的限制降低了国家安全援助部队的灵活性。以德国为例,德国的政治领导人坚决拒绝德国军队介入地面战争,连已经参与的“持久自由”行动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也成为敏感的话题,在德国联邦议院严格的政治限制下,德国政府甚至保证由德国“龙卷风”战斗机获取的侦察数据不得提供给“持久自由”行动。这是德国政治持续坚持德国联邦国防军行动对地面战斗支援是有严格限制的突出表现。

第四,尽管规避了战争决策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但成本分担仍然是美国与参与联合阵线的国家之间博弈的焦点问题。美国舆论通常对其盟友持质疑和批评态度,认为它们在美国领导的武装行动中的贡献甚微,不愿意承担更多负担。不过,在不同的军事行动中,参战国在经费和人员方面都给予了美国相当大的帮助。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围绕成本分摊问题展开的辩论尤为激烈。以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是伊拉克战场上的主要攻击力量,同时还承担了参战成员国军队的所有花销,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大约1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从而导致美国军事投入和财政开支大大增加,也使得自身背上了沉重的战争负担。

综上所述,军事指挥权、国内政治、利益目标多样化和成本分担等因素都会对联合阵线的一致性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表明联合阵线这种松散的安全合作形式也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困境。实际上,只要是采取多边军事行动,集体行动的困境都会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不过,在制度化的联盟中,这种困境通常在决策阶段就已经显现出来,由此导致联盟中的国家难以一致行动;而在临时性的联合阵线中,集体行动的困境通常会在行动过程中影响行动的效率。联盟与联合阵线的本质差异并不在于组建时间的长短、制度化程度或者集体行动的效果,而在于二者所负担的义务和所要完成的任务。

四 总结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使用武力是一种单边主义行为。本文的研究则发现,美国的海外军事干涉行动兼具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特征。而在冷战结束之后,招募多国组成联合阵线、采取联合作战行动是美国军事干涉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愿意招募多国参与其军事行动的动机是多方面的,比如让伙伴承担起军事行动的负担、为其行动寻找合法性以及减少美国的人员投入和损失等,不过由于美国的武器系统、军事指挥系统和作战方针的制约,美国并不愿意让加入其阵营的国家过多参与到作战行动中。伊拉克战争期间的“自愿者联合”更多的是美国在缺乏联合国授权情况下为其行动寻求合法性的工具,其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正因为此,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不仅承担了主要攻击力量,而且承担了参战成员国军队的所有花销,使自身背上了沉重的战争负担。在2011年利比亚战争期间,美国充分吸取了伊拉克战争的教训,通过“利比亚之友”国际会议等场合积极组建起反卡扎菲政权的联合阵线,而为了避免承担高昂成本,在战争开始不久美国就退居幕后,主要由法国和英国等国提供空中打击,援助利比亚反对派进行地面作战。在某种意义上,利比亚战争展示了美国海外军事干涉的一种新模式——美国争取主要盟友、友好国家以及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支持,由这些国家提供装备、人员和资金,武装对象国反对派并对其提供低限度作战支持,从而实现推翻对象国政权的目标。由于这种干涉模式维持了美国的主导角色,并且大大降低了美国的干涉成本,可以预见美国在未来的军事干涉行动中会继续采用这种方式。

总体上看,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实施海外军事干涉行动时主要依靠组织联合阵线而不完全依靠传统盟友,这一实践提供了联合阵线在国际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典型案例。尽管冷战后美国采取的军事干涉行动不同程度上带有单边主义色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美国还将自身意志凌驾于联合国和国际法之上。不过,无论是在战争的舆论准备阶段还是具体实施阶段,美国都没有仅凭一己之力,也不是完全依靠传统盟友,而是积极组建联合阵线、招募多国部队以获得广泛支持,这是美国对外关系和行为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征。美国组建军事干涉联合阵线的行为也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安全合作形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因为联合阵线是一种有别于联盟的安全合作选择,它所具有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为相关国家提供了合作的平台,在不依靠联盟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获得有利的国际支持,从而促进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的解决。

文/刘丰 《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冷战后美国是如何“打群架”的?

喜欢 (0)or分享 (0)
发表我的评论
取消评论
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