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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中美西太平洋军力对比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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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军事力量建设持续推进与美国调整亚太军事部署 ( 21 世纪前十年)

进入 21 世纪,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军事力量建设持续推进,军费开支从 2001 年的 1742 亿元人民币增长到 2010 年的 5333 亿,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每年都在 7%左右。美国接连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两场战争,进入“战争的十年”,在军事领域对东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都明显减少。

从中国方面看,现代战争样式和战争形态的巨大变化,国家利益扩展后对周边安全环境需求的增强,以及 1998 年炸馆事件、1999 年美国《考克斯报告》出台、1999 年李登辉“两国论”等事件的冲击,使得中国军队做出一系列调整。2004 年的“国防白皮书”提出,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为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以“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为目标,逐步实现军队建设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2007 年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解放军的职能任务进一步拓展。

在战役层面,这一时期的中国军队从强调纵深防御转变为战略外线反击作战( Strategic Counterattacks on Exterior Lines) ,即“待敌方越过战略防御的边界,力求尽远击敌,尽可能把战争引向敌方的作战基地或战争策源地”。中国军事战略问题专家彭光谦指出,该战略依然属于防御作战,是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实施防御性战 略的国家的必然选择。

这一时期,中国的海空军远程打击能力进一步提升。海军部署两艘商级核攻击 潜艇,四艘基洛级、三艘宋级和一艘元级柴电混合动力潜艇,列装两艘旅洋 II 级、两艘旅洋 I 级、一艘旅海级驱逐舰,以及两艘江凯级和四艘江卫 II 级护卫舰。空军部署一系列新型战斗机,主要包括苏- 27SK、苏- 30MKK、歼- 10、歼- 11,第一种国产战斗轰炸机歼轰-7 也开始小批量装备部队。中国还向俄罗斯采购了 S- 300 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加强空防能力。2008 年,中国海军首次派出舰艇编队从海南三亚军港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远海兵力运用、组织指挥、兵力投送和 遂行任务能力经受了全方位的锻炼。

从美国方面看,两场战争对于美国军事实力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美为应对 战争投入了巨额资金,军费开支稳步上升,年度国防开支从 2001 年的 3047 亿美元激增至2010 年的6936 亿美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由2001 年的3. 0% 上升至2010 年的4. 8%; 军事采购费用由517 亿美元激增至1336 亿美元,增长超过2. 5倍; 军队规模也止跌回升,由 138.4 万人增加至143.1 万人。另一方面,美国在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后陷入战争泥淖,付出了巨大代价。据美国国会研究局统计,到2014 年,美国会为军事行动、重建、相关外交事务及退伍军人相关补助等拨款总额达1.6 万亿美元。截至2012 年,美国军人在两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达6200 余人,伤者达4.6 万余人。美军在2011 年版《国家军事战略》中坦承,“重新准备将提升我们全谱作战中的战略深度,这一深度在持续的战斗中已经受到损伤。”

与此相关联,美国学术界也对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军事战略提出广泛批评,并提出了以“战略克制”为核心的多种替代战略,如“选择性介入”( selective en- gagement) 、“离岸制衡”( off-shore balancing) 、“新自由国际主义”( new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等,建议美国承认或暗示自身实力的有限性已难以支撑传统霸权,因此有选择的后撤。在大战略争论与军事资源高度聚焦中东的双重影响下,此时的美国在亚太地区总体处于守势。

此消彼长的态势,加剧了美国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的担忧,从担心中国是否 以武力方式改变台海现状,转变为担忧中国与东亚地区强国的军力对比失衡,认为这 可能导致亚太地区爆发冲突。2005 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中国军力报告》首次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使得中国有能力在台湾意外的亚洲地区作战,对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次年的美国防部《中国军力报告》则认为,“中国军事扩张已经将地区军事平衡置于危险境地”。美国学界也做出了类似的判断,认为美国及其亚洲盟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均未明显感受到中国军事力量的威胁,到小布什政府时期,在常规武器和防御技术领域,中国与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

基于上述判断,这一时期美国在亚太的安全战略调整主要围绕两个核心来展开: 第一,打造第二岛链,拓展战略纵深。美国在这一时期开始评估认为,中国正在开发“反介入/ 区域拒止”能力,这将使中国军事打击能力由第一岛链拓展至第二岛链,以非对称方式对抗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投送能力。2004 年的《美国军事战略》提出,要将驻守地分散多处,从重武装集结变为轻装机动,从固定驻地转为前沿基地。其目标是将前沿部署重点从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后撤至以关岛为核心基地的第二岛链,构筑一条东起阿留申群岛、西至波斯湾的上万千米的超长“海上防线”。

第二,继续加强日本在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地位,将日本推向制衡中国的前台。这 一时期,美国以美日同盟为基础,向东与澳大利亚建立安保合作关系,向西与印度加 强战略合作关系,意图构建“美日印澳”四国战略联盟体系。2006 年 3 月,美日澳外 长举行首次三边安全对话,使三边安全合作“构成稳定区域安全的基本架构”。2007 年 3 月,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日澳安全协议》,并发表《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布加强在情报、维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的合作,并设立由两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组成的“日澳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 2 + 2 会议) 。自此,日美澳结成了以遏制中国为实的“民主轴心”。美日印关系也同步加强。2006 至 2007 年,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参谋长相继访问印度,印度国防部长和空军参谋长也相继访问日本。2007 年 4 月,美日印在日本海域进行了首次三方联合军演,9 月美日印澳与新加坡在印度洋举行军事演习。

四、中国军队“走出去”与美国“亚太再平衡” (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中美关系开始经历又一轮新波动。以 2012 年 1 月发布《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21 世纪防务重点》为标志,奥巴马政府在军事领域开始全面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其背后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是美国对中国军力增长的担忧程度进一步增大。从最为基础的军费开支指标来看,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的统计,从 2011 年到2017 年,美军费开支从7589.8 亿美元下降至5971.8 亿美元,中国则从1490.2 亿美元增长至2281.7 亿美元。两者相差虽然巨大,但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当然,外界对于中国军费开支的评估远高于中国官方提 供的权威数据。但即使按照后者来统计,中国军费开支在 2011 ~ 2015 年间也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分别为12.7%、11.2%、10.7%、12.2%和 10.1%,2016 ~ 2018 年降至一位数,但仍然保持在7%以上,分别为7.6%、7%和 8.1%。

这一时期的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有以下突出变化:

第一,军事斗争准备基点与军种战略继续更新完善。中国在 2015 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提出,将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由过去的“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调整为“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虽然只少了四个字,内涵却有质的飞跃。各军种也据此对本军种战略做出调整,包括陆军由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海军由近海 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空军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第 二炮兵按照精干有效、核常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快推进信息化转型。 这充分表明, 随着对战争形态和战争制胜机理的认识发生变化,在坚持“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前 提下,中国军队的职能任务、建设重点与发展方向都在调整。

第二,将当前主要在本土和近海的战略空间,逐步向相关海区、太空空间、信息网 络空间推进。与中国军事能力的提升相伴随,要求中国军队“走出去”的呼声高涨。

2011 年《解放军报》发表文章称,“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扩展到哪里,我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就应该延伸到哪里。”自 2012 年“建设海洋强国”进入十八大报告以来,应对复杂多端的海洋安全威胁、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就成为中国军队的 重要职责。此后,中国军队在海上力量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 首艘航母“辽宁号”下海,并开始建造新航母; 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实施陆域吹填工程; 派遣编队赴西北太平洋及北部印度洋实施远洋演训; 继续参与亚丁湾、索马里护航行动等等。在太空,中国已发射十几颗“北斗”卫星,预期在 2020年前建成由 35 颗卫星组成且覆盖全球的卫星系统。美国媒体 2013 年 9 月报道, 中国卫星已具备在太空中进行复杂机动变轨的能力。2014 年 1 月,中国成功进行WU-14 高超音速飞行器试验,预示着弹道导弹突防能力取得重大突破。中国还于2010 年 1 月、2013 年 1 月、2014 年 7 月和 2018 年 2 月进行四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在网络空间,提出了“加快网络空间力量建设,提高网络空间态势感知、 网络防御、支援国家网络空间斗争和参与国际合作的能力,遏控网络空间重大危机”的目标。

第三,武器装备长足进步,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明显代差,因此主要谋求发展“撒手锏”武器。具有代表性的是歼- 20 战斗机、东风- 21D、东风- 26、反卫星试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等。相比于东风- 21D,新部署的东风- 26 中远程弹道导弹速度更快、突防能力更强,能够将中国的反航母“狙击圈”再向外拓展数千公里。歼-20 战机被称为四代机中升力系数最大的战斗机,甚至被认为在某些方面优于美国 F-22,加之良好的隐身性能,将对空军的作战样式产生重大影响。

美国认为,随着中美军事差距的减小,美国维持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的能力将逐 渐被抵消。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 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迈克尔·奥汉隆( Michael O’Hanlon) 分析认为,按照中国将 70%的军事资源部署在中国东部、美国将 60% 军力部署在亚太的计划,未来双方将在距离中国海岸线约 1500 ~ 2000 海里处形成相对稳定的军力对比态势,从此美国将失去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主导权。军力失衡态势不仅限于西太平洋海上区域,有可能继续延伸至近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 美国防部 2015 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也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具有削弱美国核心军事技术优势的潜力”,中国在多个领域对美军优势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双方将最终形成“均势”甚至“美弱中强”的 局面。

基于上述判断,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阻止 亚太地区“军事力量平衡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倾斜”。美军在全球实施战略收缩的同时,有意识地加大亚太驻军的比重。截至 2018 年 12 月,美驻亚太五个盟国及关岛现役部队人数虽与 2012 年 9 月“亚太再平衡”战略刚刚开始在军事领域全面推进时期的驻军人数大体持平,但在海外驻军总人数大幅削减的背景下,其占海外驻军总兵 力的比例从原来的 31% 激增至 52%。根据 2020 年前将 60% 海空力量部署于亚太的规划,“里根”号航母( Reagan CVN - 76) 、濒海战斗舰( LCS) 、“萨德”反导系统 ( THAAD) 及大批先进战机、核潜艇等先进装备已在亚太部署到位或列入部署规划。在扩展联盟体系方面,美国的举措针对中国的特征更为明显。一是在亚太盟国与中国的争端中,不再扮演“中立”角色和执行模糊政策,而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盟国一边,如奥巴马公开确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将钓鱼岛纳入防卫范围,美军政高官公开指责中国的南海九段线主张“与国际法不符”,以“全政府”的“低强度胁迫”方式处理岛礁争端。二是在构建亚太伙伴关系过程中,降低了原来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人权等“择友标准”,而将能否“牵制中国崛起”作为新的指标,如印度、越南可与美“在战略上相互借重,提升彼此在亚太地区地位”,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可为美军提供更大战略纵深和更多行动选项”,都成为美拓展防务合作的对象。三是以“基于规则”为旗号,在深化原有双边同盟之 外,力主构建由美主导的多边安全体系,宣称要建立“有原则的亚太安全网络”。

在作战理论开发方面,针对所谓的中国“反进入与区域拒止”能力,“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 CSBA) 于 2010 年接连发布《为什么要实施空海一体战》和《空海一体战———战役概念的起点》报告,表示要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稳定的军事平衡,就必须开发“空海一体战”概念,阻止中国军队在第二岛链建立“禁入区”,确保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力量投送能力。2011 年,美国防部成立“空海一体战办公室”,并将“空海一体战”概念纳入《联合作战进入概念》( 1.0 版) 。2015 年,美军将其更名为“全球公域进入与机动联合概念”,虽有弱化针对中国意味的考虑,但其“整合在陆、海、空、天、网络和电磁等各个领域的行动”的努力,恰恰与中国网络、太空能力的迅速发展相同 步,因此并不能缓解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的不信任。2017 年 12 月,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 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发布《多域战: 21 世纪合成兵种的演进》,提出“多域战”概念,认为陆军作为联合部队的组成部分,将跨越所有领域( 包括太空、网络空间、空中、地面、海上) ,实施作战,遂行战役和战斗,战胜势均力敌的对手。所谓势均力敌的对手,显然指的就是中、俄两国。

美军还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目的是找到“可根本改变竞争者之间军力平衡”的技术或技术群,通过技术创新引领武器装备、战术战法新发展,抵消对手的数量和规模优势,“以创新方式维持和扩大军事优势”。虽然美从未在官方层面公开宣称该战略针对中国,但其“意在应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反进入与区域拒止挑战”,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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