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构建中美西太平洋军力对比新态势
“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是以往学术界对于中美关系的基本判断。后半句能够成立的前提有三: 一是政治上互有期待，中国期待与美合作以继续融入国际社会，美则希望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发生变化; 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经贸往来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三是两国作为核大国都清晰地认识到军事上“不冲突不对抗”的极端重要性。经过 2015 年的对华政策的评估和辩论，美国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期待已不复存在; 特朗普近期在贸易领域的举措，严重削弱了双方经济上的深度交融。在中美关系进入下滑通道时，军事领域守住底线的意义尤为突出。
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的角度看，特朗普就任后提出了内容空洞的“印太战略”，主观上可能有在亚太适度收缩的意图，亚太地区在美国战略棋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其外交政策中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和交易思维，特别是对于中国“竞争者”( competitors) 和“对手”( rivals) 的定位，使其亚太安全事务中针对中国的一面更加突显。在此背景下，建立能为双方所认可和接受、相对稳定的军力对比态势，防 止两军走上针锋相对之路，任务艰巨又极度迫切。
需要指出的是，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大国军力对比，显然不能只限于军费、装备、平台这些硬指标，有论述认为，“军费开支与武装部队规模……仅代表两国军事力量的外在表现和物质基础。即便这两个因素达成了持平，也不代表两国实现了军力平衡， 离国家间战略平衡更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① 本文认为，未来双方需建立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态势，至少应包括观念、秩序和实力三个层面。
( 一) 战略认知层面: 以相互包容为原则，基于“对冲”就开展有限国家间竞争达成共识。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处理与对方关系时都秉承了“对冲”( hedging) 的基本理念，强调以“两手”对“两手”: 美国对华政策是“接触”加“遏制”，中国对美国则是“合作”加“防范”。这种选择符合双方存在巨大的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差异的事实，也与双方都是超大型体量国家的现实状况相匹配。但是这样的互动模式，极易导致双方 陷入更深层次的相互怀疑。随着中国的崛起引发美方强烈忧虑，不少中国学者判断， 美对华政策已出现了从“防范型对冲”向“遏制型对冲”转变的危险倾向。
近年来，中美政、学两界都曾在观念维度做出努力，如政府层面习近平主席倡导“新型大国关系”，美方提出“战略再保证”“负责任利益攸关方”; 学术研究领域基辛格提出“大交易”和“共同演化”等。以此为起点，中美的有限竞争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将接受对方的存在与发展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前提，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 目标。二是接受对方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和适度扩展，将不触碰对方的核心利益 作为底线。例如，美国应逐步改变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外交与军事干预政策，接受中 国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和平转型，允许中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在地区事务上拥有更多发言权; 中国则需要承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合法利益与军事存在，也应理解美国作为传统海权大国对于中国向海上投射权力所必然产生的敏 感和焦虑情绪。三是均致力于寻求积极合作而非消极合作，即在互动中最关注绝对 收益即己方能否从中受益，而非相对受益即己方的受益是否大于对方; 最为关切的是绝对损失即己方是否受损，而非相对损失即己方的受损是否小于对方。四是都有管 控危机的强烈意愿，均同意为此让渡部分利益。近年来中美签署的两个谅解备忘录，包括重大活动事先通知对方，遵守共同的海空行为准则，在实质上都意味着要部分让 渡军事上的主动性、突然性和自由行动空间。
( 二) 地区秩序层面: 以相互认可为原则，沿第一岛链就利益边界与战略疆域达成共识。
中美之间的军力对比态势变迁，主要体现在旧的利益边界已被打破，新的“战略 疆域”共识没有得到确立。 在未出现颠覆性新型军事技术的前提下，双方在第一岛链附近海域形成战略平衡线，既较为现实也可为双方所接受。
从技术发展角度看，这条战略平衡线是大陆技术向海洋延伸的终点，也是海洋技术向大陆推进的极限。中美作为“两种平台、两种战略间的综合博弈”，虽均拥有较完整的军种结构，但仍各有侧重: 中国天然是陆权强国，至今仍以陆上力量为主体，作战理念多基于“由陆向海”，在海洋领域更注重的是反海军技术而非海上控制。美国在东亚地区则始终以海上霸主形象出现，作战力量以海上平台为核心，强调“由海向陆”投送力量。有学者指出，“在中美两军充分利用新兴军事技术并发挥各自地缘优势的情况下，美国很难在中国近海战胜中国，而中国也不太可能在远洋发生的与美国进行的对抗中获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第一岛链将是中美双方均势所能达到的极限。”
从安全需求角度看，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曾在 1980 年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 调整为“积极防御”，就是要将防御线推到领土边界之外，以减少损失。随着武器装备的远程化和精确化、远程化，中国势必需要更宽的战略纵深。对美国而言，中国的 地缘优势、庞大的防空系统以及陆基侦察预警手段，使其在第一岛链内的优势越来越不突出，战略“后退”是在追求“零伤亡”理念指引下必然做出的选择。调整后的亚太美军，对于在第一岛链以内海空域维持绝对优势的需求实际上已经有所降低。
当然，这条战略线并非像陆地上的边界那样清晰而固定，更多的是从占据优势和 施加影响的角度来界定，而非要求双方划定一条实际的界线，互不越雷池一步。
( 三) 军事实力层面: 以相互克制为原则，基于避免恶性军备竞赛的共同利益就力量发展高点达成共识。
中美在军事领域的相互克制应包括核、常规和新兴战略空间三个领域。
在核领域，中美需要做出一系列明确的共同保证，增强双方核武库的威慑能力， 以显著降低常规危机或冲突升级为核对抗的危险。对于美国而言，应摒弃“美国主 导地位必须拓展至核领域”这一危险的观念，不寻求减损中国的二次核打击能力。 对中国而言，在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的前提下，可继续澄清核武器发展的 目标，包括不寻求与美对等的核军备水平。
在常规力量领域，中美的军力建设都有必要考虑“遵循风险最小化原则，抵抗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诱惑”。中国以具备维护主权安全的军事能力为底线，仅追求与美西太平洋军力之间的平衡，而不追求与美及其盟国合力的平衡或与美全球军力的平 衡。美国也应接受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进取和影响力的扩大，不挑战中国在 该地区的相对优势地位，同时承诺有效约束盟国的军事力量发展，防止这些盟国利用 美国的背书主动向中国挑衅。
在网络、太空等新兴领域，虽然中美之间的差距毋庸置疑，但这些空间易攻难守 的特性和所部署资产的高价值性、脆弱性，决定了双方都不可能在这些领域形成绝对 优势，更不可能完全剥夺对方的进攻能力。因此，需要达成的共识是，在某些关键、敏感领域，允许双方拥有针对对方的“撒手锏”，允许相互脆弱态势的存在，并在主动攻击上达成“互不首先使用”网络与太空武器实施攻击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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