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古代的“外围边疆”及其近代嬗变

中华亚洲秩序的差序疆域观念虽长期保持了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稳定与延续，却也减少了中国文明开拓边疆的历史动力，即使在历史条件具备之时，仍囿于传统视野与观念，放掉了多次历史机遇，使中国文明长期局限于亚洲的地域性文明，而未能成为全球秩序的首个建立者。但时空既已改易，从当前国际政治角度而言，“差序疆域”一方面有助于纠正起源于欧洲内部竞争地缘环境中，强调“非敌即友”之二元对立的僵化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以其弹性、多元之外交理念，为减少冲突、加强合作提供更多之可能，并为当前及未来伴随全球化不断推进，跨国家之区域共同体之形成与交流，以及最终之世界大同，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对于鼓励中国走出周边地缘环境的孤立与被动，提供历史借鉴。具体而言，便是可以在这一观念之下，结合中国历史传统与当前地缘政治，构建“外围边疆”之概念。

直接、间接控制之边疆可称为“本土边疆”，在“本土边疆”之外围的藩属国区域，从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及与中华文明关系角度而言，亦可将之视为“本土边疆”之外围地带，或边际地带，或延伸地带，或辐射地带。从中华亚洲秩序而言，其政治地理属于“九服”之中的最外围——“藩服”，可称之为“外围边疆”。从中国族群不断外拓而言，其属于和平或战乱时，中国人为逐利或避祸而四散蔓延之地，可称之为“边际边疆”。从中国文明对外交通而言，其属于中国与其他主要文明体系交往之中介渠道，可称之为“延伸边疆”。从中华文明传播而言，其文化脉络深受中国影响，可称之为“辐射边疆”。

“南方外围边疆”较为明确，即东南亚藩国。中国古代，尤其唐宋以后，中国民众为逐利或避祸，颇多泛海南洋，远赴欧非者；大航海时代后，西欧国家与明代中国经由以马六甲海峡为核心之南洋通道，形成了密切之经济、文化往来，是世界近代史初期世界经济格局形成之主体驱动力。东南亚国家既在政治上多朝贡中国，为中国差序政治之“藩服”区域；而经济、种族、文化诸层面，又多受华人影响、驱动，甚至华人——当时被称作“南洋唐人”，在事实上成为多地区之主宰与主体，因此“南方外围边疆”呈现政治、经济皆与中国关联，尤其以后者为主；官方、民间皆有所交往，尤其以后者为主的内涵与特征。[25]从地理特征而言，南方外围边疆海陆兼备，以海洋贸易为主体特征，又可称之为“南洋海洋边疆”。

与之不同，“北方外围边疆”更为复杂一些。东起朝鲜半岛、大兴安岭，中经漠北草原，西至西域地区，因与中国关系相对间接与疏离，属外围边疆。可见，北方外围边疆部分地区与核心边疆中之东部边疆、西部边疆相重合。漠北草原由于远离中国本部，较少受到威胁，当地游牧民族遂依托广阔的草原地带，不断培育、发展成为大型游牧帝国，这一地区相应是对中国本部威胁最大之游牧势力的崛起与政治重心地带，亦是席卷欧亚大陆的“上帝之鞭”之发源地。在历史上，汉民族虽多次北上这一地区，但由于当地生态、经济条件过于单一，难以实现经济、政治方式的移植，在清代以前，一直未能建立固定的统治模式，相应属于外围边疆。大兴安岭东西之地森林密布，系集合农耕、渔猎、游牧多种生产方式之森林居民发源地，亦是其整合北中国，乃至统一中国之最初根据地。由于地理偏远，与中国本部接触，尤其战争较少，故而不是中国本部主力经略目标，相应属外围边疆。朝鲜半岛既是中古以前中国文明东亚陆疆扩张之极限，又是近世以来防范海洋文明——日本由海入陆之门户，秦汉、隋唐、元明清政权建立时与朝鲜政权之战和便可鲜明体现出第一点，明代万历东征之役与当代抗美援朝，皆鲜明地反映出第二点，无论从哪方面而言，朝鲜半岛为中国北方外围边疆之地缘特征，非常鲜明。西域地区与中国关系则呈现了阶段性特征。中古以前汉唐盛世时，汉民族控制了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东西广大中亚地区，但这一地区既与中国本部相隔遥远，统治模式又较宽松，加之盛世边疆开拓很快便为边疆收缩取代，因此西域外围边疆之特征更为明显。近世以来，伴随中亚生态恶化之步伐，伊斯兰教东扩，与海洋文明之兴起与扩张，欧亚地缘政治已从陆上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本部从客观实力或主观意志上，皆呈现了从西北边疆退却之历史态势，两宋与西域未有政治藩属关系，明朝仅将嘉峪关外视为藩属地区，外围边疆之特征更为明显。东北、朝鲜与西域属中国外围边疆，不仅在于其与中国本部之关系，尚有，甚至更大程度上在于其与蒙古高原之政治隶属关系。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长期习焉不察的汉族中心主义遮蔽了蒙古高原势力长期在政治上统辖两侧广袤边疆之叙述，由于蒙古高原与中国本部共属中国文明内部密切、深入互动之政权，因此蒙古高原对于东西地区之政治统属，自然亦可视为这两大区域为中国北方外围边疆之根据。与南方外围边疆相比，北方外围边疆整体呈现政治主导、官方为主之内涵与特征。而中古以前丝绸之路畅通之时，西域地区经济沟通特征更为显著一些，但与南洋相比，仍显得官方主导的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一些。从地理特征而言，北方外围边疆主体面貌为陆地，故又可称之为“内亚陆地边疆”。

从历史变迁来看，北方外围边疆由于南北政权的军事—政治驱动，呈现了中间有所停顿、倒退之“本土化”趋势，中间以汉唐疆域扩张，与蒙元欧亚帝国之建立为突出节点，最终以清朝整合内亚边疆为结束。但由于俄罗斯陆权上升与东进，清朝西进脚步受到了一定遏制，相应在疆域版图上，部分地区有所收缩。与北方外围边疆有所相似，南方外围边疆出于民众的经济—文化驱动，辅以官方的朝贡贸易，呈现了虽在一定时期受到官方压制，如明清禁海，但仍然基本不断发展之“本土化”趋势，南洋“中国化”色彩逐渐浓厚。但明后期，从西欧获得先进枪炮的南洋诸国势力不断上升，开始大规模拓展疆域，比如缅甸、越南皆是如此，从而开始挑战明朝的权威，在明缅战争中，明朝失败，从而割让了大片土地。在清朝大力整合北方外围边疆之同时，南方外围边疆则由于中国传统的重陆清海意识，与清朝源出内亚的地缘根源，在乾隆时期清缅战争损失惨重后，呈现了官方放弃之历史态势，最终导致东南亚本土种族之崛起与华人之屡遭清洗，并在近代西方列强扩张中，从中国外围边疆逐渐沦为西方殖民地，与制约中国之海洋包围圈。相应，近代时期中华文明之瓦解，并不局限于中国本土主权沦丧与文化变异，还在于中华亚洲秩序的整体崩溃，其表现便是中国外围边疆被不断蚕食。或者说，近代时期西方对东方的冲击，从东、西两大世界长期对立的角度而言，实际是欧洲共同体取代了中华亚洲秩序。这一反转格局一直延续至今，从而警示当下，政治意识与政治策略在文明发展中之关键的主动性作用。

“外围边疆”概念之提出，一方面在中国史的视野下，强调地理取向之边疆区域分野之外，又从历史取向出发，依据边疆与中国之关系，进行层次分野，彰显中国古代政治“差序格局”；另一方面并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揭示欧亚大陆两端中国文明、西欧文明即核心文明之间，存在受到核心文明辐射之外围地带，充当了经济、文化、政治沟通桥梁，虽在地理位置、文明程度上属边缘地区，但却在世界形成史中扮演了中介与沟通角色，在未来研究中具有值得挖掘的极大空间。或者说，本土边疆之研究与划分，强调中国史内在演变路径，外围边疆之提出与区分，则更指向中国文明与世界形成史关联之外在演变路径。

外围边疆之沦陷及对于中国文明之倒戈，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疆域观念的彻底终结。差序疆域在秦朝前后，大体是当时中国及周边地区历史发展程度的真实反映，即以自然条件最为优越的黄河流域为核心，在古代亚洲，尤其东亚，确实存在一个文明程度递减的地缘格局。但伴随黄河流域的逐渐残破与长江、珠江流域的逐步崛起，差序疆域的理想化设定，已在中唐以后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近世时期北方政权的陆续崛起及其对汉族王朝的长期压制，乃至取代，之所以被宋人视为亘古未有之变，实不仅在于其武力之强大，也在于文明之嬗变，导致华夷界限逐渐模糊。[26]如果说蒙元统一中国尚主要是武力上的混合华夷，满清一统天下则伴随文明的全面整合。清朝虽因此突破了以华夏或汉族为核心的狭隘华夷之辨的疆域差序划分，不过却以改而以涵合汉地、边疆，空间更大之中国为核心，将更大之地理空间进行了差序划分，这无疑具有相当的创造与变革。不过充满历史嘲讽的是，在各方面都对中国历史传统集大成，并完成巨大变革之清朝，却走到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正面碰撞的历史时期，相应其对西方国家最初的以蛮荒而蔑视之态度，被近代历史严厉地批评为“顽固不化”。清朝之失去外围边疆，实在是中国传统文明在懵然间走到了历史的拐点，遭遇了前所未有之历史变局，导致误解与失措，而非一朝一代所造成。

相应，与本土边疆研究相比，当前对“外围边疆”概念的提出与研究，更具有鉴于世界大国势力利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在内的各种方式，将边疆事实上已推进至中国边界，形成对中国之包围圈或扼制带的地缘环境，认为中国在建立经济大国之后，应进一步主动挑战这一国际枷锁，利用多种方式，加强对受到中华传统长期影响的周边地区的影响，重建中华亚洲秩序的现实国际意义。[27]

结论

东亚地区相对广阔而平坦的地形，促使中国古代形成了“王者无外”的“天下”观念。但四裔边疆的恶劣地理环境，导致中国古代在边疆开拓上，不仅收益率较低，而且风险巨大，甚至危及政权本身。因此，中国古代形成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在稳固内政与边疆开拓之间寻求平衡，尽量以较小代价建立“天下秩序”的“有限扩张主义”。在这一疆域观念之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并不追求疆域的无限扩张，而是追求通过经济、文化辅助军事的方式，建立稳定的、区域性的“差序疆域”，从而在政治区域上，由内而外形成直接统治区——羁縻控制区——藩属联络区的差序格局，由此在亚洲尤其东亚地区，建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国际秩序——“中华亚洲秩序”，长期维护了亚洲尤其东亚区域国际秩序的和平与发展。中华亚洲秩序典型地体现了前近代的区域国际秩序特征，对于纠正当前民族国家的疆界、民族纠纷，实现区域共同体的联合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作者：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原载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7期

[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十三经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67页。

[2] 关于中国古代羁縻制度，可参见徐兴祥《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羁縻政策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彭建英《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3] 关于中国古代藩属制度，可参见黄松筠《中国古代藩属制度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孙宏年《清代中越关系(1644~1885)》，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

[4] [汉]班固：《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3282页。

[5] [宋]胡安国著，钱伟强点校《春秋胡氏传》卷一《隐公上·隐公二年》，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页。

[6] [明]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一《节制贡夷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12页。

[7] “《禹贡》五服之制：曰甸服，曰侯服，曰绥服，曰要服，曰荒服。内而甸、侯二服，为华夏之地；外而要、荒二服，为夷狄之区。”[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四三《驭夷狄·内夏外夷之限上》，载周伟民、王瑞明、崔曙庭、唐玲玲点校《丘濬集》第5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228页。

[8] [宋]范成大著，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桂海虞衡志辑佚校注·志蛮》，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07页。

[9] [明]胡广等：《明太祖实录》卷八八，洪武七年三月甲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1558页。

[10] 《明太祖实录》卷八八，洪武七年三月甲戌，第1558页。

[11] [明]叶向高等：《明神宗实录》卷三三九，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己酉，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6278页。

[12] [明]黄景昉著，陈士楷、熊德基点校《国史唯疑》卷三《景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13] 《明神宗实录》卷三五八，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乙酉，第6687页。

[14] 《明神宗实录》卷四O一，万历三十二年闰九月丙午，第7518页。

[15] 黄晖：《论衡校释》卷一九《宣汉第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23页。

[16] 西汉时期，“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3262页。“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轔》、《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44页。唐宰相杨炎称焉支山（燕支山）“维人气雄，其畜多马，虏得之以制阴国主天街，周以之兴，秦以之霸，汉得之以断右臂、却南牧”。[宋]姚铉：《唐文粹》卷五O《大唐燕支山神宁济公祠堂碑》（杨炎），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04页。金薛王府掾梁襄称：“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本地所生，人马勇劲，亡辽虽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燕盖京都之选首也。”[元]脱脱等：《金史》卷九六《梁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136页。明阁臣彭时认为宁夏“背山面河，四塞险固。中国有之足以御外夷，外夷窃之足以抗中国”。[明]胡汝砺编，[明]管律重修（嘉靖）《宁夏新志》卷一《宁夏总镇·形胜》，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页。明末夏完淳认为：“草木之富，莫盛于代北，莫远于河冀，岳种名材，连疆蔽地。”[明]夏完淳：《夏完淳集》卷八《燕问》，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第139页。

[17] “（世祖）诏问公卿，赫连、蠕蠕征讨何先。（长孙）嵩与平阳王长孙翰、司空奚斤等曰：‘赫连居土，未能为患，蠕蠕世为边害，宜先讨大檀。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北齐]魏收：《魏书》卷二五《长孙嵩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44页。

[18] “凉州四边纱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人家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凉。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驱羊亦着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缲茧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洛阳家家学胡乐，城头山鸡鸣角角。”[清]曹寅等奉敕编《全唐诗》卷二九八《凉州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374页。“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属汉家。”《全唐诗》卷一八《横吹曲辞·陇头》，第180页。“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全唐诗》卷六三三《司空图二·河湟有感》，第7261页。

[19] [清]张曾：《归绥识略》卷三O《人部·史鉴》，载绥远通志馆编纂《绥远通志稿》第12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17页。

[20] [明]岷峨山人：《译语》，载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218页。

[21] [清]张澍编辑《西河旧事》，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

[22] “欧亚大陆干旱地区的战争，胜负的关键归根结底在于马匹。为此，金国一方也从阴山一带经戈壁的南缘一直到遥远的东北方的呼伦贝尔草原，绵延建造了称为‘界壕’的土墙和壕沟构成的长城，守卫着军马场牧群。由于全部落入了蒙古之手，双方的胜负已见分晓。”〔日〕杉山正明著，乌兰、乌日娜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6页。

[23] 〔美〕欧文·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3－273页，346－351页。

[24] 比如以在边疆地区建立“十全武功”而自诩的乾隆帝，晚年在边疆观念上也呈现一定程度上向汉族传统认同之取向。《御制十全记》称：“我武既扬，必期扫穴犁庭，不遗一介，亦非体上天好生之意。即使尽得其地，而西藏边外，又数千里之遥，所谓不可耕而守者，亦将付之他人。乃降旨允降班师，以蒇斯事。”[清]董诰等：《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四，乾隆五十七年冬十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18页。

[25] 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比如当代东南亚诸国在文学艺术上，仍呈现出受到中国深刻影响的特征。陈庆妃：《1990年代马华文学场域与地方文化散文的兴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2期。

[26] “汉之匈奴，唐之回纥、吐蕃，皆与金、元异。金、元者，千古夷狄之变局也。今之逆奴，不独异于汉、唐，亦与蒙古异。惟宋之于金人，其局势略相似。”[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注《牧斋初学集》卷二四《杂文四·向言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780页。

[27] 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当前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通过文化等方式，加强外交联络，进行了研究。如余惠芬、唐翀《论中国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特征及其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