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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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古代的地缘环境与扩张阻力

那么,为何中国疆域模式呈现了与其他欧亚大陆主体文明不同的疆域模式呢?这首先源于古代亚洲,尤其东亚区域国际秩序,长期处于中国一家独大的不平衡状态,而非以上三种文明的均衡状态,相应造成区域国际秩序超越“丛林秩序”,走向更高阶段的“和谐秩序”。亚洲大陆尤其东亚大陆上,中国由于地理环境的优越,长期保持了最大的经济体与领先优势,其他文明都处于受到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辐射范围之下,因此中国长期缺乏真正的有力竞争者,相应在建立中华亚洲秩序时,考虑重心不是消灭掉其他政权,而是保持亚洲国际秩序的稳定,以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从而竭力构建和而不同的和谐国际秩序,可称之为“和谐秩序”。和谐秩序相对于丛林秩序,是更高一级的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在在经历了无序竞争的极大破坏之后,在处理族群关系时,倾向于强调有序与共存。如果与自然界加以比附,丛林秩序相当于一群还未形成团体的动物,为了争夺领导地位而混战厮杀;而和谐秩序则是在首领经过长期厮杀之后,终于产生出来,开始带领大家彼此合作。中华亚洲秩序的和谐秩序并非自然形成,同样也是在经历了均衡态势的长期战争后,进一步上升优化而形成。具体而言,便是中国在先秦时期,经历了部落、酋邦、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频繁战争之后,逐渐形成了“大一统”政治观念与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从而开启了中国强势崛起并主导亚洲国际秩序的历史大门。和谐秩序虽优于丛林秩序,但不能因此而称中国文明明显优于其他三种文明,而应该了解这一差异来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即西欧、阿拉伯、俄罗斯所处较为恶劣的地理环境促使周边地区一直保持均衡态势,而中国所处较为优越的地理环境却使中国得以率先进入一个更为高级的阶段。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文明确实呈现了早熟的特征,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话语也不无道理。

其次,中国虽然在亚洲长期一家独大,但内部却长期处于南北对峙态势,结构性内耗制约了中国在亚洲地区扩张的步伐,从而使中国长期无法实质性统一亚洲,而只能维持差序疆域格局。所谓中国的长期南北对峙,是南部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汉族文明与北部建立在牧业经济基础上的北族文明的长期对峙。这种分立态势之形成,源于东亚大陆的地理环境。在中国北部亚洲内陆与北方平原接壤地带,自东而西大体并列分布着两大山系,“外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大兴安岭、阴山山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内山”系自东而西依次为小兴安岭、长白山脉、太行山脉、六盘山、贺兰山脉、祁连山脉、阿尔金山、昆仑山脉。两大山系不仅将中国北部边疆分割成为三大地理空间,由北至南依次为典型亚洲内陆、内陆平原过渡地带、内新月平原地带;而且由于先后阻隔太平洋暖湿气流之北进,从而导致三大地理空间形成不同气候特征,即分属干旱气候、半干旱季风气候与温带季风气候。受到地形与气候条件影响,三大地理空间经济方式与政治组织亦呈现截然不同之面貌。在典型亚洲内陆干旱气候条件下,北方民族发展出单一游牧经济;在内新月平原地带温带季风气候下,华夏民族与汉民族发展出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除地方政权之外,中国古代王朝政权,基本皆分布于这两大地带。其中外山系阴山(包括狼山、乌拉山、大青山、灰腾梁山、大马群山)以北、内山系太行山(包括支脉燕山)以南之地,分属典型亚洲内陆东部、内新月平原地带之中心地带,尤其是王朝政权集中分布之地,中国历史上较为著名之王朝政权皆分布于此,也即中国古代历史变迁之主线索便存在于这一地区,可将这两大地带视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

而在内陆平原过渡地带,由于地形、气候呈现出非典型与过渡性之特点,故而虽然具备发展游牧、农业之条件,但又非普遍推广地带。因此之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内陆平原过渡地带便成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过渡并存、汉民族与北方民族争夺拉锯之缓冲地带,山河交错之地尤成为经济生机蓬勃、又潜藏军事危机的地区,也相应是汉民族(华夏民族)进占农耕地带、防御北方民族的历代长城分布地区;不仅如此,汉民族北上亚洲内陆时,亦可以借助当地农牧经济,不仅有利于获得给养,而且亦可发展骑兵,为与北方民族一决高下提供了战术基础。[16]反之,北方民族南下北方平原之时,不仅人马可以获得给养,而且农业经济亦可补充游牧经济单一匮乏之不足,有利于北方民族在中国北疆建立较为长久之统治。汉化之北魏政权在讨论经略边疆时,以征讨北部柔然为先,其中便有获利阴山之考虑。[17]唐诗人王建作《凉州行》,张籍作《陇头》,司空图作《河湟有感》皆记载了安史之乱后,吐蕃东进河西走廊带来的农牧涵化情形。[18]

由此可见,内陆平原过渡地带是中原王朝、北方民族争夺之“核心边疆”,占据了在这一地带,便在南北关系中处于主动,驱逐对方或夺取政权。“云朔以北,沙漠以南,为华夷交界,从古战争之地。……西北边防较别处尤重,此间属南北管钥,中外强弱之势,即以其地之属南、属北定之。”[19]从中原王朝角度而言,秦汉、隋唐、明朝夺取核心边疆,皆为进取漠北、驱逐北族奠定了基础。从北方民族而言,夺取了核心边疆,便建立了对中原王朝的军事优势,比如匈奴、突厥;甚至进一步转化为政治优势,得以统治黄河流域,乃至全中国,比如北魏、辽、金、元皆是如此。反之,失去这一地带,便在南北关系中处于被动,被驱回本部或失去政权。从北方民族视角而言,比如“(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产禽兽。汉时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后武帝夺其地,匈奴入寇无所隐蔽,过此未尝不哭。”[20]再如祁连山“水草茂美,山中冬温夏凉,宜牧牛羊”,“焉支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有松柏五木,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匈奴被逐出此山,从而有“亡我祁连山,使我六蓄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21]之悲歌。匈奴亦随之由盛转衰、西走中亚。从中原王朝角度而言,比如中唐即“安史之乱”以后,汉民族丧失了对核心边疆之实际控制,至五代、两宋更正式失之异域,从而呈现先后受到沙陀、契丹、女真、蒙古压制之历史格局。蒙古灭金进程中关键的一步,也是夺取了核心边疆。[22]

可见,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北族政权得核心边疆者得天下,失核心边疆者失天下。中国古代南北政权对河西走廊或山后地区的充分重视,已充分显示了核心边疆在中国古代历史变迁中的这一主体作用。相应,对核心边疆与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关系进行整体考察,便系从地理的角度,构建中国古代历史解释模式的尝试。考虑到地理相对于历史,是客观而更为根本的存在,这一解释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时段、整体性、结构性特征,具有十分明显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汉学家、蒙古学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将“核心边疆”所指地带,概括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或“长城边疆”,并提出“边疆形态”理论,即出身于长城边疆的混合族群,多次建立了统一长城南北的大型帝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这类政权又被称作“游牧人王朝”、“边境王朝”。[23]其实揆诸实际,汉、唐、元、清等统一长城南北的政权的建立者,并非多数来自核心边疆的混合地带,而仍是来自于农业平原与亚洲内陆的典型地带,只是分别进入核心边疆之后,利用当地独特的地缘形势,才建立了疆域辽阔、民族多样的大型帝国。因此,是地理而不是族群,赋予核心边疆在中国历史中特殊地位。

中原王朝边疆扩张到一定时期、一定阶段之后,遭遇了来自北方民族的阻挡,好像撞到了“边疆墙”,一度,甚至在近世时期长期呈现“边疆逆流”现象。汉族(华夏)政权、四裔政权,在不断互动之中,虽然整体呈现出边疆不断外拓之格局,但面对汉族(华夏)政权的不断压力,四边民族也不断团聚,以对抗势力逐渐壮大的汉族(华夏)政权。不仅如此,汉族(华夏)政权内部也不断出现内争格局,失败者往往逃至四边,与四边民族相结合。所谓徐福东渡、箕子入朝,虽然都是传说,但确实反应了华人不断进入四边之历史脉络。这两条脉络相合,促使四裔政权也不断整合、壮大,甚至出现势力超过汉族(华夏)政权的局面,从而进入中原,乃至问鼎正统,甚至统一中国。这在北方民族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不断对中原政权构成威胁,如西周末年便有犬戎进抵镐京、西汉白登之围、中古“五胡乱华”、唐代“安史之乱”。以上诸事件都是边疆呈现逆流,向内压迫,汉族遭遇边疆墙的阻挡,而头破血流的标志性事件。

作为与汉族文明不同的异质文明,北族政权在内压中原王朝之时,是否表现出别样的疆域观念呢?一方面确实如此,之所以称中国古代文明“整体上”是“有限扩张主义”,中国古代疆域观念“整体上”是“差序疆域”,便在于中国历史内部同样存在一定的异质因素,具有生成其他历史取向的潜质与可能。但另一方面,这一脉络最终在整体上被融合于中国古代差序疆域的边疆主流模式之中。

由于匈奴与西胡系突厥、回纥皆起源于草原西部,距离汉地农业地带较远,因此对于吸收汉族文明,进行政治统治,并不具备太大的兴趣,仅将汉族地区视为人口、财物掠夺的对象,但对于广袤的内亚草原,却具有很强的征服欲,因此而建立起以内陆亚洲为主体,并对农牧业过渡地带有所控制的,疆域庞大的游牧行国。在中原王朝势力弱小之时,匈奴、突厥、回纥对中原汉地形成压制之势,依靠朝贡贸易、战争掠夺等方式,维持庞大行国的存在。而当中原王朝强大之时,则改而西进中亚,甚至东欧。因此,虽然在中国古代,游牧行国对中原王朝构成了巨大军事压力,但由于经济方式过于单一,时常在天灾与内讧的冲击下,以及在汉族政权的进攻下,而很快瓦解,呈现“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暴风骤雨式特征。虽对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具有直接而明显之巨大影响,但却仅停留于物理层面的碰撞,而未与汉族文明发生化学反应,从而成为再造中华文明的基本因子。其历史角色基本停留于内陆亚洲的历史定位,而未成为跨越内陆亚洲、新月平原的整合者,从而一直限于游牧行国的政权性质。其疆域模式虽然是中国古代另一种疆域模式,即“外向扩张主义”,但却未进入并塑造中国主流疆域模式。

与之不同,东胡系民族鲜卑、契丹、蒙古、女真却由于起源地生态多样、靠近农业的缘故,具有接纳农业地带、整合不同文明的政治观念,从而进一步提升为农牧国家甚至统一王朝。四个民族由于起源地、经济方式、时代背景存在的细微差别,导致在接受汉化程度上,又有不小差别。

辽朝虽具有向华北汉地进一步蚕食的历史条件,但可能延续了游牧民族与唐朝相处的传统,习于接受经济补助,而缺乏取代中原王朝的政治魄力,从而在南下幅度与国家制度上,呈现长期止步不前的历史停滞。相对于北魏、辽、金、清,蒙古起源更靠近草原腹地,因此蒙古帝国最初以征服欧亚大陆,建立世界帝国为志向。经历多番皇位争夺之后,蒙古帝国呈现分裂之势,其宗主国元朝由于开创者忽必烈统治基础的相当部分在于汉地,于是呈现内亚、汉并重的地缘政治格局。相应,辽朝、元朝对于汉族文明的吸收与制度借鉴,都处于较为有限的规模。相应在疆域观念上,也仍保持很强的内亚特征,而距汉族王朝的差序疆域观念较远,仍然属于中国古代“外向扩张主义”疆域模式脉络。

与之不同,北魏、金朝、清朝三个政权却逐渐在中原汉族文明的影响下,逐渐接受差序疆域的观念,逐渐自视为中华,而以地理空间更为遥远、军事力量更为彪悍的游牧民族为“夷狄”,比如北魏之视柔然,金朝之视蒙古。如果说以上两个王朝只是实现了立场、视角的换位的话,那么清朝则实现了差序疆域观念的空前扩展与整合。清朝一方面积极进行疆域扩张,实现了对满族、蒙古、汉族、藏族以及南方民族地区的军事征服与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在治国理念上,接受了汉族文明强调内政之观念,从而在历史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延续了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重视腹地农业文明、轻视东亚海洋文明的历史传统,仍将东亚、东南亚置于藩属序列,而未直接征服。并在中外交流逐渐加强、发达之情况下,将更多、更为遥远的已知文明,划入新的差序边疆格局之中,也直接奠定了当代中国疆域格局的基本面貌。或者说,清朝在继承中国古代汉族政权、北族政权疆域观念的基础上,在充分开拓、奠定大一统、多民族疆域格局前提下,以汉族文明疆域观念为主体,辅之以北方民族疆域观念,[24]从而建立起高度发达、内涵丰富的疆域观念体系,在广大疆域空间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差序疆域格局,反映了中国古代疆域观念与实践的最终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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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小伙伴在吐槽
  1. 早熟的中央之国
    匿名2019-03-25 18:17 回复
  2. 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平原广阔,黄河与长江交织,天府之土,足以确立对周边的经济优势。 四周形势险峻,气候恶劣,不宜农耕,外扩疆域者,收支难抵,固有限扩张层级边疆模式呼之欲出,时至满清,乃集大成者。
    匿名2021-10-28 21:33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