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口有大小、规模有边界。2013年，中国出口占GDP比重24.7%；中国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约为12%（高虎城 2014-3-7；2012年该比例为11.1%），比重接近1990年后单一经济体占比最高值。考虑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虚假贸易及世界贸易额增幅减缓等因素（2012-2013年数据误差大，不可测），15%的全球份额将是中国的极限；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在2005年已经是极限。 2008年之后，经济增幅下降，原因在于出口增长幅度无法持续维持年度20%以上的增长。中国出口要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增幅是不可能了，“争取”的结果是贸易战、汇率战和危机、众矢之的。

关于外贸出口，过去20年，总是间或出现两个口号式的说法：一是外贸出口不重要；另外是开辟欧美之外的出口市场。外贸出口是否重要，政策制定者最清楚。虽然GDP核算上，净出口会形成负贡献，但没了出口，那些正贡献的投资、消费都要趴窝，这是事实；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前面讲到，经济增长是技术驱动，美国仍然是全球新技术的创新之源。全球经济是靠美国这个火车头拉动的，火车头慢下来，后面的车厢都要跟着降速。美国是全球商品的最终市场，没有了这个需求，那些“多元化”的市场也要趴窝。东莞生产的iphone，最终市场不会是非洲。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希望美国经济尽快复苏，因为，“随着欧美经济复苏，中国外贸会恢复增长。”（美国是全球商品的最终市场）

投资的不可持续。 投资的直接结果是产能提高，没有足够大的市场消化产能，投资的结果就是坏帐。过去60年的前30年里，中国GDP中投资比重最高年份是1958年大跃进，达到42.8％；日本、韩国分别在1970年代、1990年代达到40％以后逐年下降；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突破40％并于2013年达到54.4％。关于投资比例的上限，存在不少争议。有研究在比较其他经济体经验后认为，经济体的产能过剩比例超过30％，意味着其阶段性工业化完成，GDP增速下降；也有观点认为，中国区域差别大，投资仍有空间。但有两点是不存在争议的：一是WTO之后，出口增加带动了中国投资增长和GDP构成中投资比重的提高；二、单纯依赖中国国内市场，新增产能消化不可能的。

无论是政府还是投资主体，跟外贸有关的投资增加，均寄托于出口的再度扩张繁荣；跟外贸无关的投资，如地产，寄希望于经济的持续繁荣、钱多，而这又取决于前者。

中国是外贸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要说外贸总量绝对萎缩，就是增长幅度下降，投资对经济的作用就会回到1993——2000年的阶段，巨额产能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滞绊。居民需求领域确实需要新增加投资的空间，比如下水道、建成几年的危楼改造，这些投资也不少。只是在投资资源已经浪费、寻租横生的体制下，这些期望就只能是期望了。如果以新投资消化旧产能，用水泥、钢材再建水泥厂、钢铁厂，那就是死循环。

等待去产能。去产能的过程是通货紧缩，这不是中国国内政策可以调控扭转的，特别是投资累计巨幅债务的情况下。这些债务中有不可知的数量同外资有关，这些外资是在预期人民币持续升值、人民币资产持续升值的背景下，通过不同渠道进入中国的。过去10年，中国资产价格，因为外贸出口拉动投资增长，出现一轮狂热的上涨过程后，将迎来一个逆向过程，这个过程与1993年之后的情况相同。

我本人倾向于认为，经过35年的快速增长，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经济体量的膨胀，依托学习、拷贝，中国完成了现有技术水平基础上的工业化过程，很多新兴企业已经进入全球产业链、甚至同台竞争。如没有新的技术创新出现或引领，中国经济将步入此轮工业化的下半期，产能的过剩正是这个过程的体现。继续通过债务方式增加产能，会让中国经济在增幅下降同时，再度经历痛苦的去产能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到2008年，依托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终结。2009年的刺激政策，是希望投资“熨平”周期，期待欧美复苏再走老路。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了。外贸依然重要，但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增长逻辑，这个转换过程是未知的。WTO之后，中国经济将呈现真正的周期特点，并同世界经济同步。人们希望通过调控来“熨平”的尝试，都将在当期表现为“折腾”，后期被看成“笑话”。

城市化VS有效选择

五、想象的城市化。外贸不能持续依赖，“重要性下降”，城市化被看作是“抓手”，可以成为未来8到10年“保持8％以上”增长的动力。从中国实际情况看，城市化被寄予的希望过大，无法担当这个重任。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口结构因素，人口红利恰好配合了WTO之后的经济增长，如今这些劳动力步入高劳动强度后期，伴随着此轮工业化过程的城市化已经完成，这些人口如没有被城市化，未来的希望更小；另一个因素是，城市化需要的资金支持已经在此前消耗完毕，并完成了终极分配，政策推动的城市化，将导致进城者再一轮被洗劫。在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均下降的情况下，不只人口总量远低于政府预期的上限，城市化进城也将令政策制定者失望。

六、当下最有帮助的选择。市场出清，让低效企业退出市场、破产；减税，给市场竞争企业生存空间；国有企业改革，政府退出、放开竞争。

改革开放之前，国有企业就已经被证明不可为；在1980和1990年代进一步试错，1990年代后期被迫国退民进。期间，国企让银行技术上破产、把经济拖入困境。是WTO给了国有企业喘息的时间：唾手可得的信用资源、不断升值的资源价格，让其资产负债表看上去很美。有讨论者以此认为，国企可以做好，是否该有国企不是问题。也是WTO，打败了那些唱空中国的分析者和投资者。但WTO并没有改变国企的经营模式、没有提高其效率，如果剔除补贴，国企的亏损状况并没有扭转。但国企作为商业主体，却占有了WTO之后最多的信用资源和自然资源，并形成稳定的、“市场化”的分配机制，并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中的利益格局。

国企改革，技术上并不存在障碍。操作的难度不是经济问题。

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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