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中国经济发展逻辑与增长极限

经济 sean 62021℃ 2评论

解决了产能,劳动者有了现金收入。更重要的是,政府(货币当局)改变了以往的货币发行方式,这在金融政策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1994年前,政府在赤字财政、国债、央行再贷款之间,摸索货币发行方式,典型的计划经济模式。但解决不了“计划”的缺陷和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问题。年终企业贷款交税的情况各地都有,1990年代后期的银行不良贷款,央行再贷款所占比重很高。1994年汇率政策改革,特别是加入WTO后外汇顺差增加,央行改为(有主动也有被动)外汇占款的形式发行货币。由于这些外汇是外贸企业出口换来的,对应的人民币要支付给这些有能力赚外汇的企业,央行、政府不需要再在“再贷款给谁”、“国债资金支持哪个重点”之间斟酌,市场力量开始主导,这是根本的改变。沿海加工企业因此崛起,吃皇粮的国有外贸企业开始势微,并走向关门。政府是最大的得利者:税收增加,金融“调控”手段更灵活了。

中国外贸出口能够持续增长、保持竞争力,最初的比较优势来自于劳动力成本低。因此,是中国加工生产线的工人,赚得外汇,成为发钞的基础。这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最大的红利,他们如同发动机里的燃料。

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累计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央银行外汇占款的数量也急剧增加。过去十年间,因为国外内经济、非经济因素影响,中国政府给世界造成“人民币汇率只升不降”的事实。因此带来资本项下外汇持续流入中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低利率政策,加大了中国同境外市场的套利操作,使得这个趋势更为明显。这推动了中国国内资产价格,特别是发达区域房产、地产以及矿产资源等价格持续上涨。市场参与者再度将这些预期升值的资产,抵押给金融机构,进一步放大了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中国的m2因此升居全球第一。(各国m2口径有差异,但不影响实际量级)

资金充斥市场,企业却有饱有饥。“资金”称为一门生意,“资信高”的国有企业称为“二银行”,影子银行、银行表外业务、铜/钢贸/大豆融资,都成为市场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因素。这些融资支持的交易在“交割”时,成为GDP的增量因素。在外贸的支持下,繁荣预期/赚钱效应预期,推动了新一轮的投资活动,特别是2008年之后政府4万亿的刺激,引领了GDP一拨增长。

出口增加带动经济繁荣,政府乐观其成。外汇储备改变发钞模式,增加货币供应量,就如同正常发育的少年身高增长一样,是自然现象,不是可以通过“调控”来抑制其速度和趋势的。同时,汇率走势受到欧美国家的“监督”,走弱又有资金外逃的压力,国内资产价格受压,责任重大;提高利率小企业受不了,外贸企业因为升值已经压力很大;大型国企“二银行”是市场行为,“影子银行”不能过于打压,否则影响面太大……因此,货币当局的操作空间并不大。这个逻辑下,此间关于资源价格特别是地产价格的各种“调控”,就是一个说辞,不会有效果。根子在外贸拉动增长模式和汇率上,上述的逻辑发生逆转,不需要调控,资产价格就会下来。这时即便为稳定房价的逆向调控,也不会发挥作用。如前述,开放是无奈选择,开放之后的主动权也并不在政府手里。

1979年以来,无论是政府财税还是微观个体,收入、福利改善均得益于对外开放。开放的结果是出口增加,特别是向美国出口增加。应该感谢“世界、时代和WTO”以及中国庞大的劳动力总量。因为区域的差别、“身份”的差别,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利益有差别。将包括GDP倍增在内的各种成绩,看作“模式、特色”,并不客观。如果“没有开放,就什么也不是”。假如北朝鲜加入WTO,相信会用10年甚至更少的时间,“走完资本主义国家二百多年走过的道路”,毕竟,一个从未用过手机的人,上手就用4g网络的iphone6并不困难。

中国财富分配的“虹吸模式”

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利益分配。所有社会财富分配的终点都是个人收入,无论是工资、利润、税收,区别只在于链条的长短。30多年间,中国社会利益分配大致是一个三元结构:第一位的是,中央及四大核心城市政府官员、央企高管、区域实权人物、少部分企业主;次之是核心区域的白领、公务员;增长获利最少者为体力打工者、偏远地区公务人员、农民。是否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取决于个体获取(占有)资源的能力和机会。

即使考虑上过去十多年以网络为代表的创富企业,中国经济的“支柱”仍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垄断行业,其影响力也决定着各方的利益所得。2012年中国GDP52万亿,央企总收入22.5万亿,中石化一年销售收入相当于河南省的GDP。但对大部分居民来说,除了要买中石化的油品为其贡献利润,这些央企的利润分配并没有惠及“全民”,全民所有的央企,至今仍在争论该上缴多少红利、留存多少、争取多少补贴。以央企为代表的“虹吸财富”和“收益独享”模式,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看,实质上是绝大多数居民在给“几个人打工”。

中国的财富分配是典型的“虹吸模式”。首先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中央。长江的水、河北的气、华北的电以及粮食、蔬菜,要首先考虑首都。当然现在也有雾霾;其次,“国家”税收,以法定形式汇集北京;第三,全国大的央企,把世界、全国各地创造的利润,积聚到北京。其他一线、二线城市,也是延续这个模式,只是量级不同。钱多就有机会,钱多就意味着当地优势资源会更集中,价格就上涨,典型如房价。于是,居民财富再次做了一次转移。

“虹吸模式”的间接结果是,优秀的年轻从业者向中心城市集中,改善了这些区域的工作/抚养比,贡献了社保缴费、税收,加剧了区域间的失衡。目前体制下,北京、上海也就不存在人口老化的压力,户籍居民可以持续享受人口红利。

经济总量快速膨胀时,利益“共沾”更能实现长久公平;当财富在此期间变成少部分人手中现金或银行存款后,再讨论收入分配改革,只会加速后者的财产转移:床底下的现金、海外帐户存款/资产。不当得利转至海外,是全民的福利损失,因为其为全民财富积累,是当下和未来教育、环保、医疗的储蓄,离境就意味着亏空,意味着这些福利无法得到改善。即使不转移,收入分配的话语权已经转移到资本方,改革难度更大了。没有人愿意把到手的钱再“纳”出来,不管以什么名义,除非可以换来更多的收入。财富分配格局已经固化,“一部分人先富,带动共同富裕”,这个命题更不可能实现。此时,要依靠消费来带动GDP持续增长,同样不现实。

增长模式已到极限?

四、增长模式的极限。出口已到天花板。前面说到,“全球化”是不得已的选择,但结果不错,解决了国企问题,“钱袋子”问题也解决了。但“搭便车”也有到站的时候,中国的外贸出口不能无限制地增长,美国市场有容量、世界需求有限度,失衡的结果就是危机。中国的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2008年时已经到站了。

全球出口市场在1990年代初起稳步增长,中国的加入功不可没。但中国出口增长幅度远超过全球贸易增长幅度,要保持持续高增长,一方面要扩大全球贸易总量(美国要保持相当规模的逆差),同时中国要挤占其他经济体的份额。过去近20年,中国也是这样争取到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地位的。

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至今还徘徊在2007年水平附近。 中国外贸/GDP的峰值出现在2005年。同时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产能利用率达到最高,历史产能全部用上,后期的投资火热。这很像股市上的 “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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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小伙伴在吐槽
  1. 卡可以发,也可以收
    匿名2018-10-30 19:13 回复
    • 好日子到头了
      匿名2018-11-04 21:46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