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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采访邓小平:为什么您总是当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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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采访邓小平

法拉奇采访邓小平

1975年我从纽约奉调回国,逐渐开始为中央领导做翻译,高层会谈政治性强,要求完整、准确,有时甚至要牺牲语言的美。

我参加的政治会谈,涉及的议题并非都是争议很大的,有些会见或会谈内容比较平淡,也比较好翻译。有些涉及的问题敏感,双方争议较大,对翻译的挑战较为严峻,精神压力也大,但是完成任务后,感到很充实,很有成就感。

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是我翻译生涯中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任务。重要,是因为其特殊的国内外历史背景;挑战,是因为采访全文要在世界各大报刊发表,等于是面对全世界的一场考试。

法拉奇其人

1980年8月20日上午,我在办公楼走廊上遇到英文处的领导,他正要找我。他通知我说:“明天上午邓副总理礼节性会见意大利记者,你去做翻译,这记者有时说话不太礼貌,必要时你把握一下。今天下午她要求先见你。”

我觉得很奇怪,外交部有很好的意大利文翻译,为什么找一个英文翻译?回答是:“记者本人要求的。”

法拉奇是什么人?我从未听说过。要谈什么问题,领导也没有交代,这倒是自然的,因为邓见外宾,从不照本宣科,他自有主意。

那天下午,按事先约定,我到民族饭店去见法拉奇。

法拉奇个子高挑,上身穿黑色针织圆领衫,下身穿一条紧身蓝布牛仔裤。我坐下后她郑重其事地谈了这次采访的重要性,她说要让世界得到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现在全世界都对中国感兴趣,许多人揣测中国要走当年赫鲁晓夫的路了,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而开始这一变革的是邓小平。世界不大知道邓小平,究竟邓小平要干什么?她觉得要了解中国的走向,邓小平是关键人物。

法拉奇还自我介绍了一番,她是意大利《晚邮报》的记者,也是世界各国重要报纸的自由撰稿者。她曾采访过世界上许多领导人,包括基辛格、西哈努克、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约旦国王侯赛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等,写了一本书。法拉奇坦言,她对采访对象的评论、印象都会毫不留情地写在前言中。她把基辛格说成是“傲慢、诡秘、多疑”。基辛格曾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

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法拉奇非常关注中国发生的事,特别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产生强烈的兴趣。她搜集了邓小平的资料,看外国人写的邓小平传记,对邓小平的生平有所了解。

法拉奇向我解释了用英文翻译的原因。她已与世界上十家报刊签了合同,她对邓小平的采访将全文刊登在世界著名的十家报刊上,例如: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法国的《世界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德国的《镜报》、南斯拉夫的《政治报》等。从效果和时间考虑,她要求用英文翻译,否则她还要从意大利文译成英文,很耽误时间。

法拉奇询问了一下我的翻译经历,特别问我是否给邓小平做过翻译,得到满意的回答后,她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相信你!”她还一再要我保密,不要泄露她的行踪。

“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了法拉奇。这次采访的安排很特殊,过去邓小平会见外国记者时,中国记者都有“特权”,他们可以摄像、录音,而且可以发表,有时甚至在外国记者之前。但法拉奇提出她要独家报道,不让任何其他新闻机构的人参加,包括中国记者。所以,这次会见时,中国摄影记者只拍了几分钟就退场了。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和我,还有一个记录员,共5个人。

法拉奇毕竟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记者,一坐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其实,第一次坐下来面对这位世纪伟人时,她对采访能否成功,心里也没底。似乎为了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她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祝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法拉奇说:“我是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邓小平说:“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说:“我父亲也是76岁,我要这么对他说,他肯定会打我两巴掌的。”邓小平说:“是呀,当然不能对你父亲这么说。”

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但并不是整个过程都是轻松的。寒喧结束,一场紧张的交锋开始了。第一次谈话基本上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进行的。

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邓先生,最近您曾经说过,中国正处在转折点,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事实上,今天来北京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中国已发生的变化。人们不再穿制服了,标语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几年前我到北京来,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今天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故宫)入口处。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邓小平立即看出了这位女记者的意图,斩钉截铁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指出,过去到处挂毛主席的像是不严肃的。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读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对毛主席的评价心存怀疑,她以犀利的提问风格紧追不放,她说:“今天人们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这符合历史事实吗?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对如此唐突的问题并不计较,只是报以一笑,说:“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列举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仅在政治理论和军事战略方面,而且也在哲学、文艺方面。他同时也指出了毛主席在50年代后期开始犯的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如毛主席的家长作风导致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

法拉奇又绕着弯子问了许多关于毛主席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她说:“当你们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都会提到毛,如果其结果与你们预期的相反呢?”邓小平回答说:“我要对你说,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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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匿名2023-08-27 09:55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