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对内忧，即所谓亡党亡国问题的警惕
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１月就曾批示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３１]不过，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最早提出国内防修反修问题是在１９６４年的春节，他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等人谈话时说：中国有三个部搞修正主义。这三个部是农工部、联络部、统战部。[３２]
这次谈话实际表明了毛泽东对１９６２年以来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不满，特别是对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不满。紧接着，他就在３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表示：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防修反修问题；[３３]并在５月２７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到要加强抵抗苏联入侵的准备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防修反修；在６月８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提出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３４]６月１４日，他又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人员时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要求“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３５]
是年末，毛泽东在对当时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评判上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歧，他在１２月１５－２８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批评了刘，并指责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３６]其间，陈伯达找王力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３７]此后不久，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１月接见斯诺时即谈道：中央将来怎么办？有可能出修正主义。[３８]而由他主持制定、中共中央１月１４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则明确宣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３９]这实际上已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指向了刘少奇。
至此，毛泽东基于对上述外患内忧问题的认识，开始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以解决中国国内的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需要消除外患，保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这对毛泽东而言，就是要解决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军事防御战略，并进而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
（三）毛泽东对中国战略防御问题的思考[４０]
中国自５０年代以来，采取的一直是针对美国的战略防御方针，其重点防御方向一直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１９６２年，林彪又提出了“北顶南放”的军事防御设想，即从北面顶住美国联合日本对中国发起的进攻，而放其从南面进入中国。这种方针实施的基础在于中苏关系友好，中苏同盟稳固，中国的军事防御可以以苏联为依托。在此指导思想下，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初，中国的主要工业企业基本都设在东北和华北地区，华南只有一处，上海以南地区属于放弃地带。
但是到１９６４年中，毛泽东的对外战略防御设想开始发生变化。是年６月，他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林彪的战略防御方针提出了疑义。[４１]毛泽东此时已认为苏联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因此他提出：如果南边放，他不进来，而北面又顶不住，怎么办？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４２]而林彪尚未摸清毛泽东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因此，当他听了杨成武汇报的毛泽东关于战略防御设想等问题的讲话后，联系到毛关于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４３]这种分歧表明，毛泽东此时已从战略防御问题上关注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与此同时，５月２７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４４]并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４５]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周恩来在解释“三线”地区的划分时指出：“对修正主义，西北、东北各省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４６]
此外，６０年代中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根据毛的指示，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国设防重点转到北面，全军要调２／３的工程建筑团到北部设防。参加军委工作的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分别就国防工业、战略问题、东北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的指导原则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见。[４７]
总之到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因开始警惕苏联对中国的外部威胁，而更加忧虑于中国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所篡夺；由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更要对外患做出防备，两者相辅相成。由此，中国加强备战，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调整的基点实际已不完全是为了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也已不仅是针对来自美国的威胁，而且还带有了防备苏联的成分。[４８]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４９]
在上述诸项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已不可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样，与苏联重新团结起来，在援越抗美问题上协调行动。
中苏在对越援助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开始于１９６５年苏联大规模援越之后。此时中苏关系恶化的现实，已将两国重新合作的道路封死。当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于１９６５年４月致函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把分歧撇在一边，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后，７月，中国方面即复函予以拒绝，并指责说：你们所说的“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政策的工具。[５０]
１９６６年２月末日共代表团访华，日方同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讨论通过的公报草案不仅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未点苏联的名，而且还提出了关于建立包括苏联在内的反美国际统一战线、与苏联统一行动援助越南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向日方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到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决定不发公报，只发消息。同时，毛泽东还否定了宫本显治所说的：虽然不直接同苏共领导采取联合行动，但可以同其领导下的群众团体采取联合行动的意见。他认为：国际民主团体的活动用处不大，不可过高地估计它的作用。就是写出最好的决议也没有用。[５１]对于毛泽东而言，中国决不可以与修正主义苏联在援越问题上搞联合，双方只能是分别行动，各援助各的。[５２]
只是，中苏两国在援越抗美大目标下各行其是的同时，因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对越援助的过程中发生接触，进行某种形式的协作，这样，矛盾和冲突也即由此而生。特别是，由于越南在其抗美救国战争中力争得到中苏双方的最大援助，使得这种纠葛更加突出起来。
二、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中苏之间的矛盾冲突
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是中苏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敌对的阶段。此期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至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８月苏联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采取报复行动，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苏关系紧张达至顶点，进入敌对状态。与此同时，随苏联对越军事、经济援助的不断加强，越南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升温。
在这种背景下，此阶段中国援越抗美进程中出现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至１９６９年９月胡志明去世之前，中国的援越方针在大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于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如开始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他国的军事援助，应当严格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更适当地使用本国的人力资源；多次向越方指出，越南的经济建设战线拉的太长，希望其“立足于战争”，经济建设应以“急需的、小型的、分散隐蔽的”为主，意即减轻要求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压力；１９６９年半年内仅完成中越援助协议的３１．４%；直到１９７０年末外贸部下属各进出口总公司还拖欠有１９６７年以来的无偿援越物资，尚未执行完毕等等。[５３]当然，导致此微妙变化的主要原因应在于中国对越苏亲近的不满，其中有对越施加压力的成分，并不意味着中国对越总方针的改变。
二是中苏两国围绕援越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有时甚至是尖锐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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