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越南让中国先使用海运至中储存的援越经济物资问题，主要出于对苏联方面能否及时供货一事的担忧，如越方希望苏提供的２６万吨粮食在三个月（９－１１月）内全部运抵中国，但是倘若这些物资不能尽早运来，苏方便有可能因适逢粮食歉收而交不了货，故而请中国帮助将其无力接运的部分消费掉；认为１９７２年苏联援越物资共１００多万吨，而半年过去了，仍有１００万吨尚未交付。这些东西“放在他们那里，还是他们的，运来放在中国，才是越南的”。[９６]另也含有顾虑中国不愿储存苏联物资，由此为达目的而以优惠条件促中国接受的因素。这样，中国方面用掉了不少粮、油、化肥等苏供越物资，表示将来以相同的或他种物资归还。[９７]不久，中国又决定将越方不急需而中国用得着、将来能归还的苏东各国援助物资，先用掉，中国不用或无法返还的存入在华中、东北的仓库，不再征求越方的意见。[９８]

上述状况尽管表明此阶段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之事发展比较顺利，但是中苏双方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只是程度有所降低罢了。下面，略举数例：

１、中国对苏联在援越问题上的一些宣传举措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向美国作姿态、向中国施压力，既而做出强烈的回应。例如，１９７２年５月上旬柯西金致函周恩来，要求在中国港口卸货，然后通过中国铁路运越；出席巴黎和谈的越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和河内也就此事向中国传话或作了通报，希望中苏之间能达成这个协议。此意向原本可以经过协商妥善解决，但是由于塔斯社报道了中国驻苏大使到机场送春水由莫斯科前往北京的消息，周恩来在５月１４日会见春水时即尖锐地指出，苏联是想制造一种空气，使人觉得此协议可能已经达成，苏的援越物资可以避开美国的水雷进入越南了。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真有这么回事，你不就是要美国人来轰炸铁路吗？如果是假的，你不就是要压中国同意吗？到底是要认真商量事情还是放空气呢？为此拒绝重新向苏联开放港口。５月２０日周恩来又继续对李班强调说：“苏联船我们仍不同意进来。”[９９]只是在越方的一再请求下，中国才答应让苏船驶入自己的港湾。

此外，１９７２年６月苏联援越的导弹运至中国，由于盖的是油毛毡而未如以往那样用篷布遮蔽，到中国境内时都破了，苏方为此提出要中方以篷布加盖。中国方面认为，凭祥铁路越忙，苏联就越要增加过境运输，而且还放风说给越南新的军援，要运导弹过境；且不蒙结实的篷布，这不仅是想让中国人看到他们过境的是什么东西，更是“让美国人看的，美国的地球卫星可以看到”。从而质问苏方：为什么发运时不盖篷布？！[１００]

２、中国不愿意苏联介入接运援越物资的商谈和安排等项活动。当１９７２年７月２７日苏联海运部副部长要求由河内乘机来京商谈有关问题时，李强断然表示：“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只同越方谈。我们代替越方在港口收货。至于说货到中国境内如何运，他不能管。”并且告知李班：“今后转运物资都在北京谈，我使馆不办理。”[１０１]以此将该项谈判权力牢牢控制在中国，避免苏越之间私下达成什么协议。

中国并提议与越南采取联运的办法处理苏东等有关国家经海运从中国过境的援越物资，即这些国家的船只到中国港口后就无须再管他们的货物，余事均由中越双方解决，运抵哪个港口由中方决定。越方表示明白并赞同说，船到港后“这些国家的事情就结束了，他们别再问货物到越南了没有，到了多少等等。他们的货物交到中国港口后所发生的费用、损耗、运输等问题，由越南方面负责”。“这个问题只有我们双方知道，不对他们说”。[１０２]这样，中国通过此种防范措施严格地将苏联排斥在该项事务之外，有关转运的时间、地点等诸般细节苏方皆无权过问。

３、苏联对中国也是小心提防。１９７２年８月越方通知中国：在中方同意接运的苏供越４条小船问题上，苏方不愿意按军事物资过境办理手续，建议越方派人到海参崴接货，然后由苏方负责与越方人员一起用三艘大船将小船运到中国南方港口，并在大船上安装完毕，请中方将之吊下水由越方接运，苏船随即办理离港手续，人员不上岸。反映了苏联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对此，中方答复说：“须研究一下。他那么怕中国人，连上岸都不上了，以后运导弹怎么办！？”[１０３]

４、中国极力反对苏联政府官员插手援越物资过境问题。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中国批准转运苏供越反干扰设备及苏４００名人员过境后，苏联提出拟准备６个专列运送，列车上武装警卫的吃、住全部由苏方负责，而且苏驻华使馆将派代表上车。为便于联系，也请越、中干部上车。对此，中国方面认为此项要求不合理。“苏联妄图整个武装专列不受监督、不受检查地通过我领土是不能允许的”。并且拒绝让苏驻华使馆派代表随行。对于苏驻华使馆派代表去湛江港参与接运苏供越导弹艇的要求，中国告诉越方准备在快艇被接走后再答复苏方：“不同意他们派人去。”[１０４]

５、中国在重新启用海路转运援越物资之初，对海运物资的种类进行严格的限制，坚持规定只运送粮食、钢材、油料、糖四种。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７日越方提出，除安排运来６０万吨粮钢油糖之外，考虑再增加包括黄铁矿、石棉瓦等在内的３０万吨物资；中方当即回绝说：周总理同黎德寿同志讲可以多运一些来，指的是越方急需的（四种）物资，其他的以后再具体谈。[１０５]对于海运来的四种之外的货物品种，中国还坚持须经越方提出处理意见后再卸。这种做法耗时很长，致使波、捷、匈三国抵黄埔港的船只迟迟未能卸货，招致苏东方面的指责。对此，中国一方面指出这是造谣生事，一方面只得打破四种物资的限制，决定不论苏东国家运来什么物资，越方急需与否，全都接下来。[１０６]造成这种矛盾冲突的原因可能有几点，一是越方要货多多益善，故没有向苏东方面强调海运过境只限四种物资；二是中方不愿让非越方急需物品长期积压在中国，造成存储困难；三则为苏东国家有意不按中方的意思办。这里前两者的成分更多一些。

简要结语

在１９６５－１９７２年末越战期间，中苏两国援越抗美的进程是在中苏分裂，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直至走到敌对，进而转入全面对抗的背景下展开的，加之中越、苏越关系的发展变化交织其间，致使这一进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考察其中的是非恩怨，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其一，６０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援越问题上是被动的配合，双方矛盾尖锐，纷争不断。中国强调援越物资运输的计划性，苏联则强调非常时期特殊情况应特殊处理，中苏之间无法良好地进行沟通。中方强烈的反苏情绪，苏方官僚主义、办事效率不高和对中国的不满，以及苏联争取越南，而中国要防止越南向苏联倾斜等种种因素汇集在一起，导致双方各执己见，矛盾冲突由此而生。苏联的一些做法对中国的运输通盘规划确有负面影响，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在两国关系友好时期是不会成为什么大问题的，只是在关系恶化后才构成了严重的事端。这其中，无论中苏双方是无意而为，还是有意为之，都有通过此事项做反苏或反华文章的成分在内。不过尽管如此，这种状况却并未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两国援越抗美进程的发展。

其二，７０年代初，在中国对外战略方针调整逐步完成；中国随越南战争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加强援越，帮助越南抢运物资到南方，促进战争及早结束，以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中国顾及到苏越关系的发展将使自己在中苏越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的一角，故而注意避免引起越方的过度反感；以及中苏开始边界谈判，两国边境形势趋向平稳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中国与苏联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矛盾的尖锐程度较之６０年代中后期有所减低，中苏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上基本以配合为主，矛盾冲突虽依旧存在，但已居于次要地位。

其三，此期尽管中苏双方在对越物质援助问题上矛盾根深蒂固，冲突接连不断，但是两国的援助量都是相当大的，其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而且，无论中苏之间有什么矛盾，冲突到何种程度，最后的受益者却是越南。

其四，苏联加强援越后，越南得到了从赫鲁晓夫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对苏式先进武器的依赖，使越南与苏联的关系日趋密切。而对中国来说，苏联这时却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越苏走到一起，必然令中国戒心倍增，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如果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可以打破苏联对华实行全包围的企图。[１０７]由此，中苏两国围绕援越抗美问题进行的激烈争执和斗争，即带有了与苏联争夺越南的成分。中国援越的主旨已不仅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中国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而当中国要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自己重点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的战略构想时，在地缘政治影响，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问题等因素的作用下，中越之间的矛盾也带有了更多的利害冲突的性质。

总之，在国际冷战格局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在越南战争这个舞台上，中苏既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国际共运中的形象等问题的束缚，又要权衡各自的利害得失，并以此为准绳确定自己的方针和行动。故此，中苏援越抗美的斗争才得以顺利发展。只是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及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强硬的反苏倾向和方针政策也从某种程度上使苏联感到了潜在的威胁，进而下定了介入越战的决心。从此，苏越关系趋向密切，中越关系逐渐走入低谷，苏联最终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随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地区霸权主义思想的日益膨胀，中国实际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作者：李丹慧，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 2000 (4) :4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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