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冷战期间的东南亚认知
二战的失败重创了日本海军，也重创了日本海权思想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海权思想研究才再度兴起。这一时期，日本海权思想研究最为著名的学者当属已故京都大学教授高坂正尧。基于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高坂正尧指出，“日本既不在东方也不在西方”[19]。总结二战中日本战败的教训，高坂正尧认为，日本的战败源于战略选择上的失败——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不与海洋国家合作，反而与之对抗。美国海军打败了日本海军，建立海权和与海洋国家为伍是日本应该吸取的教训。日本的国民是“通商国民”，日本的边疆在浩瀚的海洋。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是海洋国家，日本的未来在海洋[20]。
在强调要与海洋国家为伍的基础上，高坂正尧进一步指出，“为了对抗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美国的保护是必要的，日本有必要发展以美国为中心的太平洋安全保障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美国的依存度就会增加。上述做法的替代方案是保持中立主义，也就是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采取行动促进亲善。但是这种情况下，日本就可能失去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独立性。”[21]基于上述分析，高坂正尧提出“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提倡在限制军备条件下实现“海上通商国家”的模式。同时，他也强调，“在日本周边，南中国是存在于世界史中的‘海’”[22]肯定了南海对世界史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的日本海权思想是在总结战败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深受国际冷战格局的影响，南海的战略价值再度受到关注。第一，它借鉴了18世纪以来“海洋立国论”的思想，是在充分反思二战战败教训的基础上，绘制日本海洋国家的蓝图并探讨未来走向海洋国家的路径。可以说，战后日本的海权思想具有一定的传承性。第二，在美苏两极格局的国际背景下，高坂正尧等“海洋派”学者将美国定义为与日本相同的“海洋国家”，将中国定义为“大陆国家”，试图从西方海权学说中为日美同盟、“亲美反中”等政策寻找到理论依据，满足了当时冷战格局背景下巩固日美同盟的政治需要。第三，从高坂正尧强调“南中国海”的历史意义可以看出，尽管战后初期东南亚尚未在刚刚复苏的日本海洋战略研究中扮演主要角色，但南海的战略价值已经引起海洋派学者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佐佐木忠义、堀元美、曾村保信等人先后出版《海洋开发》（6卷本）、《海洋防卫学入门》、《海洋的生命线：海上航道问题的焦点》等著作，科技资源调查会、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石油开发公团等机构也纷纷提出关于海洋开发的报告[23]。它们与大量的海洋系列出版物一起，提高了日本社会、日本政界对海洋的重视程度。这一时期，学者和社会团体是日本海权思想研究的主要群体，其研究领域涉及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经济开发等多个方面，但专门的区域性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海权视角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并不多见。
三 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认知
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国内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海洋研究的学者与智库。学术界与政界、经济界、舆论界一起，积极鼓吹“海洋立国”的思想，形成日本海权思想研究的新高潮。
这一时期，东南亚引起日本学界和战略研究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主张加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提高日本在南海海域的政治影响力，进而实现“海洋立国”的目标。早年任教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曾于1999年成为小渊内阁“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成员的川胜平太是秉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首先，川胜认为海洋是日本生存的根本条件。通过对近代以来日本发展轨迹的重新审视，川胜指出：“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观是以唯物史观与生态史观为代表的陆地史观……在日本近代历史中，即使仅从日本明治时期以来被纳入到‘自由贸易体系’这一事实来看，不言而喻，海洋是国家生存的根本条件。对日本文明的兴衰而言，东海海域、南中国海海域一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4]他提出“21世纪日本国土构想”：从鄂霍次克海开始，经过日本列岛，包括朝鲜半岛、中国内地的东部地区和台湾、东海、南海，直到东盟的大部分区域和澳大利亚的北部，是“海洋丰饶半月弧”地带，日本处在该半月弧地带的关键位置，这个地带将在21世纪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开拓自己的海洋国家道路[25]。其次，川胜主张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南海发挥日本的影响力。为了实现日本“海洋立国”的目标，日本不仅要依靠日美同盟，还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川胜平太强调，如果日本推动九州和冲绳地区的自由贸易圈合作，与其关系密切的台湾就会加入进来，“如果说日本九州、冲绳与台湾由此可以包围中国这种看法可能不太恰当，但的确可以形成这种态势。台湾如果能和东盟继续形成贸易圈，就可以在更广范围内把东海、南海包围起来。这些人最担心什么？是中国的南沙群岛。但是对此最能够形成牵制的，是日本主动承担义务。”[26]川胜平太强调，日本应当与东南亚国家等共同构建“西太平洋联合”[27]。
从立足点来看，这一时期川胜平太的思想与二战后高坂正尧的思想均是从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出发，试图在反思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并提出未来的国家发展战略。然而，两者的思想仍存在许多不同之处。首先，从理论渊源来看，高坂正尧的海洋国家构想吸收了林子平的“海国”思想与马汉的“海权”思想，而川胜平太在吸收上述思想的基础上，还借鉴了美国地缘战略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正因如此，与高坂正尧侧重强调的“日本应当与海洋国家为伍、与大陆国家相对抗”，特别是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美国联合的观点有所不同，川胜平太更注重东南亚国家的作用，强调日本应当与同处“边缘地带”的东南亚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包围中国”。其次，从安全保障的现实需求来看，川胜平太与高坂正尧对于日本的角色认知也截然不同。尽管高坂正尧认识到了在安保问题上依赖美国可能带来的弊端，但他认为太平洋安全保障体制必须以美国为中心，日本需要美国的保护；川胜平太则更强调日本的主动性、主导性。日本不仅要在地区安全中主动承担义务，还要主动发挥对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作用，即日本应当利用处于“海洋丰饶半月弧”的关键位置的地理优势，在“西太平洋联合”中发挥主导作用。当然，这种思想的变化与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演变、亚太地区局势及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密不可分。
此外，在此时期，日本一些智库也开始关注海洋问题，其中“船舶与海洋财团”和“日本国际论坛”颇具代表性。一方面，为推进海洋战略，日本“造船振兴财团”更名为“船舶与海洋财团”（通称为“海洋政策研究财团”）[28]，从重点关注造船问题到全方位地研究海洋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智库积极拓展海洋研究的缩影。另一方面，以伊藤宪一为理事长的日本政府智囊机构“日本国际论坛”自1998年起，启动了一个为期4年的系列研讨会项目——“海洋国家日本：其文明与战略”研讨会，并将讨论内容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推动日本社会各界对海洋问题的讨论。参与该研讨会的成员既有时任众议院议员爱知和男这样的政界人士，也有秋山昌广、佐赖昌盛、田中明彦、五百旗头真等战略研究界、学术界人士[29]。研讨会对东南亚国家亦有涉及。以1999年的研讨会为例，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明彦在题为《中国的上升与东亚势力均衡的变化》的报告中，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沙群岛的情势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予以关注[30]。在围绕该报告进行的讨论中，和光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吉田春树、日本知名物流企业山九株式会社总裁中村公一又进一步阐述了东南亚是日本海上运输通道的重要环节，也是亚洲经济圈的组成部分，对于海洋国家日本具有战略意义[31]。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很多学者开始参与智库研究，与政界、经济界人士共同探讨海洋问题，东南亚以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位引起了广泛关注。
四 21世纪以来的东南亚认知
21世纪以来，日本政、学、官、军界密切配合，在国内掀起了“海洋国家”研究的热潮。东南亚不仅被视为“海运咽喉”，该地区国家也被视为“战略伙伴”、“海洋盟友”和“安保对象”。东南亚成为日本海权思想研究的重点，并出现两种观点的争论。
一种观点主张，东南亚国家是日本建立“边缘地带海洋国家联盟”的关键，日本应当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海洋联盟，与中国等大陆国家对抗”。其中，时任民主党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长岛昭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第一，在学理依据上，他也运用了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分析亚太地区国际关系，认为“俄罗斯、中国等大陆国家位于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从日本到台湾、东南亚群岛和印度的地区是‘自由贸易的故乡’。这个地区与从英国、西欧到印度的‘印度之路’相连，形成了边缘地带”。“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中，海上贸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国家能够进行合作，就会对位于心脏地带的大陆国家产生影响”[32]。因此，长岛昭久倡导建立“边缘地带海洋国家联盟”（Rimland-Maritime Coalition），将那些以民主主义和自由经济为主要价值观、依靠海洋贸易立国的国家联合起来。第二，在战略纵深上，长岛昭久在川胜平太倡导的“西太平洋联合”的基础上拓展了海洋同盟的范围，不仅将东南亚国家视为日本对抗大陆国家必须联合的对象，还将关注的范围从东南亚地区延伸到澳大利亚、印度等地。第三，在同盟关系上，长岛昭久强调日本在“边缘地带海洋国家联盟”中对东南亚国家等的领导。他认为，“美军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定的基础，作为给美国驻军持续提供特别战略支援的国家，日本有权利在这一地区发挥政治的领导权”[33]。换言之，为了对抗心脏地带的大陆国家，东南亚国家既是日本积极争取的潜在盟友，也被视为日本未来领导的对象。
长岛昭久等人的上述观点遭到以著名评论家、原《朝日新闻》主编船桥洋一为代表的一些人士的强烈反对。在《“海洋民主主义联合”的陷阱》一文中，船桥洋一指出，将海洋与民主主义捆绑在一起，作为判断新的国际秩序的依据并不合理。第一，将中国置于单纯的“大陆国家”的位置上，不能充分判断中国未来战略的方向。因为中国不仅有众多的陆上邻国，还拥有“11个沿海省份，3.2万千米的海岸线，近7000个岛屿，沿海地区人口达4亿”[34]。因此，不应把中国置于日本的海洋战略之外，将中国纳入日本海洋战略的考量非常重要。第二，不能忘记东亚是海洋文明圈。在“东盟+3”这13个国家中，只有老挝为内陆国，其他国家均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更是拥有众多岛屿的国家。单纯强调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海洋民主主义国家的联合，实在太刻意。第三，人道主义救援活动等并非民主主义国家所特有，灾害救助等活动需要发扬地区主义精神，协调开展行动。第四，海洋民主主义联合的重要作用和使命，是形成保障海上航行自由和海洋安全的机制，这也不是海洋强国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形成的。马六甲海峡的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必须依靠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沿岸国的协调。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实现国际共同巡逻。第五，制定海洋机制，保护海洋环境是巨大的课题。一国海洋污染会对沿岸国造成影响，因此海洋需要大家的共同保护。因此，无论是海上航行自由还是海洋环境保护，按照“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阵营考虑海洋问题，是非常愚蠢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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