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隋唐至宋初
汉字大规模系统传入越南阶段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王朝在安南地区推行科举制度，开办官学和私学教授汉字和传播中华文化蔚然成风。这一时期安南地区文教日渐盛隆，人才培养堪比内地。有鉴于此，朝廷已允许安南人通过科考选任补官。
会昌五年（845年），“举格节文，安南所送进士不得过八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安南人修明经、进士举业者中，的确有些出类拔萃者通过考试，入仕于朝，如爱州名士姜公辅第进士，登制策科，官至相位。
交阯名士廖有方在京城长安考中进士，虽仕途不显，但颇有才气，文笔闻于交阯。他在柳宗元贬谪岭南期间慕名携诗文登门求教。柳氏对其诗文称赞有加，认为有“大雅之道”，并特作《送诗人廖有方序》和《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两篇文章，加以勉励和指导。
科举取士为交阯布衣阶层开辟了入仕的途径。在这一制度下，汉字大规模而系统地传入越南，使用范围也从官场和士大夫阶层逐步扩大至民间，巩固了它作为交阯地区正式通用文字的地位。
这一时期，安南地区在书写文字上使用的是汉字，但却出现汉语和越南语双轨并存，各司其职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越南语非常系统而全面地借用汉语，形成以唐音（长安音）为识读标准的完整的汉越音体系，保持至今。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将其称为“汉越语”。
唐朝设立安南都护府，驻有大量的汉人军队。戍卫边陲的士兵或战死沙场，或随将帅撤回中原，或永久侨居安南娶妻生子。这在主客观两方面均为汉字在该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途径。唐朝还沿袭历代将越南地区作为流放地的做法。
据有关学者统计，唐朝安南都护府辖内驩州、峰州和爱州三地所流放的罪人高居岭南道流放人数之首，占整个唐代流放人数的百分之十一。如唐初四杰之一王勃之父王福畤坐事贬交阯令。王氏在主政期间造福一方，大开文教事业，死后当地越人立祠以念其功德。
被贬到安南的还有褚遂良及其儿子彦冲、彦甫以及杜审言、沈佺期、李巢、李友益、高俭、韩思彦、斐夷、刘瞻、宾参、李仁钧、陈蟠叟、杨牧、李乾佑、严善思、宗晋卿和卢藏用等二十人。他们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工于诗文。他们贬谪安南必然会推动各自管内文教事业的发展，这不但有利于汉字和汉文化在越南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而且还为上述地区的文教事业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对孕育后世文豪墨客产生了影响。
如越南第一部正史《大越史记》即陈朝时期清都镇东山县大学者黎文休奉敕以汉字修撰，内容上自赵武王（即赵佗），下迄李昭皇，凡三十卷。此史书虽已散佚，仅有些许内容被后世之《大越史记全书》援引而得以保留，但它为越南后世史家撰史奠定了基础。
越南史家对黎氏及其著作评价颇高，认为“我南国有国史，自此始。”越南陈朝清都镇即中国南朝迄隋唐常贬谪官宦所至之爱州地。可见贬谪官宦对当地后世文教事业影响之一斑。
4 越南封建自主至法国入侵越南前夕
汉字在越南的巩固和发展阶段
968年，安南强豪丁部领建立丁朝，越南开始进入自主封建的历史新时期。自丁朝以降，越南历代封建王朝之典章制度，社会组织机构等方面均效法中国，以巩固王权和加强对国家的有效统治。
1070年，越南李朝在升龙建立文庙。1076年，李朝又在文庙旁修建国子监，专供皇亲国戚及权贵子弟接受汉字和汉文化教育，后来教育对象逐渐扩大，也接受天资聪慧的百姓子弟就读。
1075年，越南首开科举，此后成为历朝取士的重要途径。越南科考内容、形式和组织方法均以中国为宗，但亦有其自身若干特点。
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在越南八百多年的科考史中，第进士者多达2818人。在本土化科举取士机制下，汉字和汉文化对越南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深入。农村也开办私学传授汉字、汉语和汉学，从而使汉字在这一时期逐步渗透至城镇，甚至是偏远村社，为广大平民百姓所接受和使用。
政府使用汉字颁布政令和告示，征集鸿学硕儒用汉字撰修国史；文人雅士以汉字吟诗作赋，著书立说；民间宗教活动，签订契约亦多使用汉字。
属明时期（1414-1427），明朝官吏在越南各州、府、县广设学校。据史载，越南属明期间，明朝在越南建立的学校共计161所，其中府学14所，州学34所，县学131所。
明朝在越南的统治虽短暂，但众多学校的设立对汉字进一步在越南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于长期受到汉字和汉文化的熏陶濡染，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越南不仅将汉字称为“儒字”和“圣贤之字”，甚至被越南人珍视为“chữ ta”，即“自己的文字”。这不仅反映了古代越南社会对汉字和儒学的极力尊崇，还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儒学对汉字在越南传播的巨大推动力。
这一时期越南创作了大量的汉字诗文和著作。如李公蕴的《迁都诏》，李常杰的《南国山河》，陈国峻的《檄将士文》，阮薦的《平吴大告》、《军中词命集》、《蓝山实录》、《抑斋诗集》，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阮秉谦的《白云诗集》，黎贵惇的《见闻小录》、《芸苔类语》、《群书考辩》、《北史通录》、《全越诗集》、《桂堂诗集》，吴时志的《皇黎一统志》，以及阮朝国使馆编修的《大南实录》和《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数不胜数。
抛开政治立场和民族主义的束缚而视之，有些诗文堪称雄文宏论，深得汉文化的精髓，体现出越南人对汉字惊人的驾驭和理解能力。为窥其一斑，笔者略举李朝开国皇帝李公蕴之《迁都诏》如下：
昔商家至盘庚五迁，周室迨成王三徙。岂三代之数君，徇于己私，妄自迁徙，以其图大宅中，为亿万世子孙之计。上谨天命，下因民志，苟有便辄改。故国祚延长，风俗富阜。而丁、黎二家，乃徇己私，忽天命，罔蹈商周之迹，常安厥邑于兹。致世代弗长，算数短促，百姓耗损，万物失宜。朕甚痛之，不得不徙。
况高王故都大罗城，宅天地区域之中，得龙蟠虎跃之势，正南北东西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广而坦平，厥土高而爽垲、高燥也。民居蔑昏垫之困，万物极蕃阜之丰。遍览越邦，斯为胜地，诚四方辐辏之要会，为万世帝王之上都。
朕欲因此地利，以定厥居，卿等如何？
这一时期，越南汉字、汉语教育和汉文化学习的先后顺序基本与《三字经》所述一致，即小学-四书-五经-诸子-诸史。但亦有其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在幼学启蒙教材方面，他们往往立足本国国情，结合越南语和字喃固有的特点，将《三字经》、《千字文》和《二千字》等汉字启蒙经典改编成汉喃二元一体的教科书。如《三字经演音》、《三字经六八演音》、《三字经解音演歌》、《三千字解音》等。
在这些幼学读物中，一般先举汉文字句，并于旁边用字喃进行注释和对译。如《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句，越南《三字经解音演歌》先于其下用字喃解释为“ 些 生 性 赋本 ”，然后再用字喃对译为“ 生 ，性本 ”。
此外，为了在启蒙学习中灌输本国史观，提高民族认同感与自豪感，越南人还模仿《三字经》中有关历史内容部分，编撰出反映越南历史发展脉络的汉喃启蒙读物，如《幼学国史五言诗》、《天南四字经》、《初学问津》等。
其次，在教授汉字方面，越南有自己的特殊办法。他们编撰汉喃字并用的《千字文》、《三千字》和《五千字》等幼学识字读物，用以讲解和传授汉字。
笔者所收集到的《三千字》不分条目，开门见山罗列汉字，并在旁边注以字喃。例如：“天— ，地—坦，存—群，子—昆，孙— ”。《五千字》则稍有不同。它分为“开说、天文、地理、国君”等三十八条，结构完整，内容丰富，除单个汉字之外，亦兼有词组。例如天文条：“月— ，日— ，往—戈，来—吏，虹蜺— ”。
在掌握一定程度的汉字之后，古代越南夫子就会要求学徒先背诵经典对联和诗文，然后让学生模仿习作对联和诗歌，最后才要求学生模仿习作文章。经过这几个流程的学习和实践，不少学徒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汉字和汉文化基础。
此外，越南人还将一些汉字编成生动形象的俗语或歌谣进行传授。谨略举如下几个列子：越南俗语用“chím chích mà đỗ trên cột, thập trên tứ dưới nhất đề chữ tâm”(柱上鹪鹩，上十下四，一横底心)来形容“德”字；“非”字被形容为“trong ao hai cây cọc, mỗi bên ba con ốc”(池中两根桩，每边三颗螺)；“子”字被形容为“liễu đã có ngang”(了字有横)；“夫”字则被形容为“chữ thiên trồi đầu”(天字冒头)。
古代越南人还编撰汉喃辞书和字典以便国人学习汉字。如后黎朝景兴二十二年所撰（1761）之《指南玉音解义》是至今所发现越南最早的汉喃字典；另一部越南著名的古代汉喃字典则是成书于阮朝成泰八年（1896）的《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
前者的特点是，先将汉字和汉语词汇分门别类，而后以字喃进行释义。后者则以越南传统的“六八体演歌”进行编撰，于文中列出汉字和字喃，并解释字义，完全有别于我国历代辞书及字典的编撰体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