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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汉字兴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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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汉字传入越南的历史颇为久远。它是越南主体民族——越族(今之“京族”,以下同)的第一种书写文字,更是越南历史上的通用文字。

从古至今的不同历史阶段中,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均具其自身的特点。要而言之,它既受到越南历史发展进程和政治环境的巨大影响,又与越族对汉字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

20世纪40年代“八月革命”胜利后,越南主动放弃汉字,转而全面以拉丁国语字作为全国通用书写文字,汉字就此退出越南官方通用书写文字的历史大舞台,但越南民间丧嫁、庙会、族谱和神符等习俗中也还在一定程上使用汉字或字喃。

20世纪90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往来和人文交往日益频繁,越南社会正逐渐出现学习汉语的新潮,汉字和汉语在越南的教育与传播正处于新的历史时期。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对汉字在越南的兴衰史略作回顾和探讨,加深了解中越两国语言文化关系,以及推动两国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在全面使用拉丁国语字之前,越南长期使用汉字和实行汉字教育是与中越两国的漫长历史关系分不开的。中越两国的交往可揆诸信史者两千余年。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岭南,以其地分置南海、桂林和象三郡。公元前207年,秦亡,南海郡尉赵佗趁机击并上述三郡,建南越国,都番禺(今广州),自号南越武王。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路博德灭南越国,以其地为交阯部,下设南海、郁林、苍梧、合浦、朱崖、儋耳、交阯、九真、日南九郡,其中交阯、九真和日南三郡即今之越南北部及中部北区。

秦汉迄五代宋初,越南正式被纳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行政区划,比肩内地诸州郡县。我国史家将该历史阶段称为“千年郡县时期”,越南史家则视为“千年北属时期”。在此历史时期中,越南人接受汉字及以其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和典章制度。

公元968年,越南丁部领削平管内“十二使君”之乱,建“大瞿越国”,实现封建自主。此后,越南历代王朝均与中国保持“藩属”关系,直至1885年中法签订《天津条约》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为止。

封建自主时期,越南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封建国家建设和巩固封建统治,主动地接受汉字、中国文化和典章制度,并将之发扬光大。

法国取得越南宗主国地位后,为了斩断中越文化关系,加强殖民统治,逐步取缔汉字,推广拉丁国语字和法文。此举曾受到越南士大夫阶层的激烈反对。

然在越南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越南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拉丁国语字对传播革命思想和提高民智的好处,遂不遗余力进行倡导和普及。

1945年,在胡志明的领导下,“八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此后不久,越南正式通过决议,主动放弃汉字转而以拉丁国语字作为全国通用书写文字。

基于上述历史背景,笔者认为汉字在越南的兴衰史大致可划为如下五大阶段:

1 先秦时期

越南接触中国语言文字的初始阶段

中国语言文字在越南的传播是以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与越南北部地区人民的相互联系为前提条件的。

关于古代两地人民的交往,我国《尚书•尧典》曰:“申命曦叔,宅南交”。《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载:“帝颛顼高阳者……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虞舜者,名曰重华……南抚交阯”。

这说明我国三皇五帝时代,中原地区人民已与南交、交阯地区人民有所接触了。此外,中越史书均载有交阯使者北聘于周的记载:

交阯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九译而朝。”

可见远古时期,两地人民已有联系。越裳氏“重九译”以白雉见献于周,说明该历史时期中国语言文字尚未传入交阯地区,两地语言差异极大,无法相互口头交流。

但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既然越裳使者已见献于周朝,应该对中国语言文字有所接触和了解。

基于上述史料记载,笔者谨慎地认为,先秦时期是交阯地区人们接触到中国语言文字的初始阶段。此历史时期,中国文字书写形式尚未统一,汉字也是汉代以后人们对中国文字约定俗成的称呼。

有鉴于此,此阶段应称为越南接触中国语言文字的初始阶段。

玉山祠

2 秦汉时期

汉字首传越南阶段

秦汉经略岭南之后,在封建国家机制的推动下,汉字及以其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始被及越南。秦朝国祚短暂,未能在象郡地区推行文教。秦亡,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

为了巩固割据政权,赵佗在大力引进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同时,十分重视文教。史载赵佗主政期间,“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这表明南越国时期,汉字和中原文化已在岭南地区得到初具规模的传播和发展。

南越国还继承了秦朝华越杂处的做法,在客观上有利于华越民族融合以及汉字的传播。两汉时期,汉字和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有了新的变化和途径。将政治斗争牺牲者和罪人流放至包括交阯、九真和日南的岭南地区是两汉统治者的一贯做法。

史载,汉武帝“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被贬至交阯、九真和日南的汉代失势官宦及罪人,对汉字在越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王莽篡政后,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而疯狂剪除异己。中原众多士子举家避难交阯。及至东汉“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这是中国史籍明确指出中国封建官吏在越南首建“学校”的记载。

学校的建立对汉字和中国文化在越南地区的传播起到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我国史家对两位太守做出了“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的高度评价。

东汉未年,中原战火纷飞,而士燮在交阯治理有方,四十余年疆场无事。士燮学问优博,政事之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士燮对越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被越南史家尊为“南交学祖”,并认为“我国(按:越南)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

此外,士燮体器宽厚,礼贤下士,所以当时以桓哗、许靖、许慈、刘熙、程秉、薛综等为代表的中原名士往交阯依附士燮者数以百计。他们在交州办私学,收门徒,著书立说,以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教授越南人,或以学问或以德行抑或以治绩垂名青史。他们对汉字在越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卓著的历史贡献。

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时期,在中国封建官吏、移民名士和被流放官员的共同努力下,汉字及以其为载体的先进中华文化首次在越南地区得到较大规模的传播,为后来汉字成为越族历史上的第一种书写文字立下基础。

士燮主政期间“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说明汉字教学是以古代经传为课本,但讲解和传授时必须“翻译音译”才能将“中夏经传”教授给越南人,即当时“中夏经传”经越语翻译之后,越南人才能理解和接受,说明至迟于东汉末年,越南地区已经开始使用本地语言释读汉字。在这种文教机制下,越南语开始有序地吸收汉语借词,丰富自己。

正因如此,现代越南语中有些汉越语还相当完好地保留了上古汉语的读音。例如,汉越语ngan的读音即上古汉语“雁”字的读音;上古“为”字即“象”字,从汉越音考察,“为”字在汉越语里读vi,和voi相近,或为同一字,因而上古“为”字读“为”音而非“象”音;“鲜”字在《诗经•邶风•新台》篇中与“泚”、“瀰”相押韵,应皆“支部”字,“鲜”古汉越语读tươi,证明“鲜”字在上古属于“支部”韵。限于篇幅,不便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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