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一些学者夸大政党和财阀在抵制日本对外扩张中的正面所用、把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东京的侵略行为归咎于民族情绪和下级将校自行其是的观点，詹姆斯·克罗利（James Crowley）等学者很早就指出，日本对外扩张的“基本政策是在内阁中制定的”，“那些主张和反对更具侵略性政策的人也一致认为，日本在（东亚）大陆应当拥有种种损害中国主权的帝国主义特权；他们的分歧仅在于什么才是从不情愿的中国人那里获得这些退让的恰当手段”（克罗利：“日本的自主追求”）。商界方面，三菱、三井、住友、安田四大财阀本来就是“军财相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鼓吹者，对外侵略和殖民势必增加相应的军事采购，有利于四大财阀扩张资本；日产、日窒（日本氮肥料）、森（昭和电工）等新兴康采恩也有望自战争带动的重工、橡胶、煤气等产业中分得一杯羹。在德国和英国对外扩张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军事工业联合体”（MIC），在日本也隐隐浮现，并且因为明治宪法留下的政体失之简陋，其负面作用还被放大了。
我们还可以自“对外政策第一”（Foreign Policy First）的角度审视日本由和平扩张转向军事帝国主义、乃至最终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的内在逻辑。表面上看，“亚洲门罗主义”是对门罗主义的忠实模仿，作为后者的首倡国，美国正是首先依据门罗主义在西半球建立起地区霸权、再借助外部环境逐步将其扩展为超地区霸权（Extra－regional Hegemony）的；马汉在《美国海上权益今昔与展望》中，将美国舰队在巴拿马运河、墨西哥湾以及整个加勒比海的永久航行自由视为本国在西半球的决定性利益，正是门罗主义的直接反映。但美国门罗主义的实现并没有那么顺理成章——从门罗主义提出的1823年到19世纪最后10年，在这将近70年时间里，“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过是一句空话。美国既无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确保在西半球的优势，也无意挑战依然在美洲维持其存在的英国皇家海军。英美在西半球的权势让渡过程相当复杂：首先，双方的经济形态较为一致，都倾向于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虽然主导国家可能不同），这意味着无论哪一国在西半球占据优势，它都不会追求一种排他性的利益独占，而会兼顾他国；其次，美国海军的实力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可以说微乎其微，它无意剥夺英国对维护开放经济体系的最有利工具——海上优势的独占权。只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当英国因为相对实力的衰退和战略目标调整，需要将战略重心放回到欧洲之际，美国海军才以极快的速度开始膨胀，接替了皇家海军在西半球的警察职能。而这两项条件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美日之间都不存在：美国可以容忍20世纪20年代那个以间接方式在中国取得优势地位的日本，但绝无可能放任日本1931年之后公然从领土、主权和经济上独占中国的尝试；而美国和日本在海上力量方面的冲突倾向，甚至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7年就成为既成事实了。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扩张路线，实际上更近似欧洲历史上那些大陆强国（比如路易十四－拿破仑法国和威廉二世－希特勒德国）：首先在大陆上取得独占性市场和资源产地，随后以强大的舰队为投送工具，对主导性海洋国家进行挑战。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指望美国人袖手旁观，坐视“共荣圈”在眼皮底下建立起来。
在军事帝国主义再度勃兴的过程中，日本海军所起的作用无疑令人失望。这种失望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海军内部路线分裂，二是海军沦为陆军战略的附属品。就前者而论，秉承加藤友三郎遗志的“条约派”将领，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上接受了重巡洋舰吨位相当于美国六成、轻巡洋舰相当于七成的比例，以换取日美冲突不立即白热化的局面，但强硬的“舰队派”控制的军令部很快以“干犯统帅权”为名，将主要“条约派”人物从海军中清除出去，并将海军决策权转移到军令部手中。这意味着海军很难再扮演20世纪20年代那种与和平扩张、商业福利主义为友的角色。而恰恰是海军主导了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半岛行动，在日后引发了华盛顿对东京的制裁。在战略主导权问题上，“直到1941年为止，日本的海军战略家们一直按照舰队的作用在于辅助地面作战来制定规划，没怎么研究舰队远离本国海域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詹姆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在侵华战争全面化的过程中，日本海军扮演的一直是帮凶和陪衬角色，尽管在对苏、对美战争计划方面也有一些异议，但不过是琐碎的细节，太阿早已倒持矣。
顺带也可以论证下，日本历史学家热衷强调的“美国石油禁运导致日本为生存而开战”之说，其实是个伪命题。尽管彼时石油在世界市场上的流通不似今天一般自由，但是列强也更倾向于获得独占性的能源产地，但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油方面并未遭遇太大阻碍。1930年日本石油年消费量约180万吨（其中海军用油35～40万吨），其中70％来自进口原油；到1935年，石油年进口量增至345万吨，其中67％来自美国；即使是侵华战争扩大化之后的1939年，日本仍得自美国购入445万吨原油，占其进口总量的90％。问题在于，日本石油消费量的激增实际上是由扩充军备和对华战争导致的，尤其是在1937年之后，增加的石油进口量主要用于在中国内地的漫长消耗战，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也是因中国问题直接导致。换言之，倘无野心勃勃的对华战争，日本的对外能源依赖及能源安全远未到岌岌可危的地步，而日本海军在1941年12月的断然出击，不过是为眼高手低的陆军同僚“买单”而已。
“复刻版”战略：日本海军的对美作战设计
安德列·博富尔（Andre Beaufre）在《战略绪论》中提出了一个“战略金字塔模式”，含义为：战略是不同方面和层次结合而成的整体，状如一金字塔，其顶端为政府直接控制的总体战略（Total Strategy，即我们常说的“大战略”），它决定了每一子领域的目标并整合其行动；总体战略之下为军事、外交、经济各子领域，它们受总体战略的指导，同时在各自的框架内又有独立的全面战略（Overall Strategy）或曰分类战略，负责在该子领域内分配资源、协调行动；而各子领域之内的诸项行动本身，即作战或运作（Operation），则又更次之，形成分别的运作战略（Operational Strategy）。在不同的历史与战略环境中，总体战略皆得居高临下，经分类战略而抵运作战略，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体。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日本帝国，总体战略始终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分类战略中，军事战略地位超过了其他子领域的综合，并在事实上绑架了总体战略；但在运作战略层面，陆军与海军又各成独立的系统，自行其是、协调不足。
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海军在技术和战略理论方面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等海军”、“经济战”等思想在两次大战之间皆有发端，并在欧洲战场得到呈现。然而日本海军却表现出一种奇特的状态：在对技术兵器和战术细节钻研到极致的同时，其总体的用兵思路并不比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更高明。例如，1907年4月通过的《明治四十年帝国军队用兵纲领》，在此后三十余年间始终指导着日本海军对美作战计划。该纲领规定：美日一旦开战，本国海陆军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菲律宾，瓦解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前进基地体系，随后在小笠原群岛附近配备警戒部队，对前来救援菲律宾的美军主力舰队作出预警；与此同时，联合舰队主力集结于奄美大岛附近待命。当警戒部队证实美军主力已经逼近日方“绝对国防圈”边缘的小笠原群岛时，主力即朝敌主力的前进方向出击，全力以赴进行决战，决战战场预定为日本近海：这就是所谓“邀击作战”。在“邀击作战”的武器体系中，“弩级舰队（无畏舰）乃是决定今日海战大势的最关键要素，可谓海军兵力之基干”。
“海军假日”期间，日本海军主力舰吨位被限制为美国的六成，没有达到七成的预定比例，同时对德属太平洋岛屿的占领又使“国防圈”的最前线继续推进。面对此情况，负责研究对美作战的海军大学和军令部作战部对“邀击战法”进行了修改，他们规定：开战时，舰队应首先进攻远东的美国亚洲分舰队，夺取菲律宾和关岛。当美军增援舰队前来攻击时，应以前卫部队在其航行途中实施遭遇战，将其逐渐消耗，使美国舰队的实力被削弱到日本主力舰队可以接受的程度（即原有实力的七成以下），主力舰队随后再出击，在菲律宾或本土近海进行决战。该方案正式被命名为“渐减邀击作战”，预定的渐减作战将进行两个阶段，战列舰、岸基和海基航空兵、潜艇、鱼雷部队都将参战，以战列舰为主力。“渐减邀击作战”强调先发制人和夜战，这是日本赢得日清、日俄战争的历史经验。
在1940年日美关系逐步恶化、日本政府决定转向“南进”之际，“渐减邀击作战”依然是联合舰队的基本战争设计。它与日清、日俄战争的相同点不言而喻，依然是一种有限战争，目标在于征服荷属东印度群岛石油产地、并破坏美方摧毁其独占性“国防圈”（在政治上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能力。一旦美国舰队在决战中被摧毁，日方并未打算继续出兵美国本土、取得某种遥不可及的完全胜利，他们需要的只是对既有占领区的政治承认，此后便可一鼓作气结束中国战事，并用几十年时间慢慢消化胜利果实。作战的具体步骤也是日俄战争进程的“复刻”：菲律宾相当于旅顺，美国亚洲分舰队就是俄国太平洋舰队，从大西洋赶来的美国主力舰队相当于波罗的海舰队，日军可以各个击破。
但对美作战与对俄作战毕竟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这一点首先体现在战场的空间跨度上。在日清、日俄战争中，日方基本上只需要夺取某一窄海（Narrow Sea）地区的制海权，任务较为单一，海陆作战的方向也完全一致。但在日美战争初期，大本营（尤其是日本陆军）的第一目标是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石油产地，海军兵力必须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为防止以新加坡为基地的英国舰队介入荷印作战，还有必要对马来半岛实施掩护打击。但海军方面的第一目标却是攻击菲律宾、使美军暂时丧失介入能力，为最后的决战赢得部属时间，海陆军方向的目标之间存在显著的紧张性（Tenseness）。如何在两个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尤其是如何分配用于不同战场的兵力并使之协调，便成为大问题。
山本五十六的珍珠港作战计划，暂时解决了开战头半年如何度过的问题。这位前驻美海军武官深知，日本的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远不如美国，除了在开战之初就积极作战、先发制人，迫使美国处于守势外，别无他法。在1941年1月递交海相及川古志郎的《关于战备之意见书》中，山本明确提出“要有在开战之初就决一胜负之思想准备”，“开战之初，就猛攻猛打，摧毁敌主力舰队，使美国海军与美国人民的士气沮丧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即必须放大对美作战在整个战争初期的地位，不是单单攻击以菲律宾为基地的美军，而是要打上门去、直接袭击美方在西太平洋的前进基地夏威夷，彻底瘫痪美国太平洋舰队，使其在短期内难以恢复，确保日本有足够时间占领南方资源产地。兵力部署方面，以新锐的机动航空舰队（航母部队）用于夏威夷方面作战，基地航空部队、水雷战部队和部分主力舰用于支援陆军在马来半岛、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作战。可以断言，倘无山本及其幕僚大西泷治郎、源田实等人对海军航空兵作用的认知以及赌博心理，军令部无论如何都不会批准单用传统部队同时在多个战场主动出击。
1941年12月7日，日美战争在整个太平洋上爆发了。当时日军的作战方案如下：首先，进攻珍珠港、暹罗和马来亚北部，空袭吕宋岛各机场以及关岛、威克岛和吉尔伯特群岛，入侵香港并在菲律宾、婆罗洲登陆；其次，占领马来亚全境、新加坡、俾斯麦群岛、缅甸南部以及荷属东印度的战略要塞；最后一系列作战行动则要攻占荷属东印度群岛全部领土，并取得缅甸全境和印度洋上的某些岛屿。大本营计划耗时150天完成以上动作，随后建立起稳固的防御圈以消化战果，等待美方援军前来决战。实际上，他们的运气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好——珍珠港一役，日军以微弱损失击沉、击毁美军战列舰5艘，击伤3艘；仅仅三天后，基地航空队又在马来海面击沉了英国Z舰队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守军投降；3月9日，荷属东印度陷落，日本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婆罗洲油田；5月6日，整个菲律宾最后还在抵抗的部分——巴丹半岛也向日军投降。作战中，日本海军充分发挥其精兵优势，以航空力量压制并孤立盟国守军，随后从容展开地面作战，并利用一定时期内区域制海权的优势快速推进。而日方为取得如此巨大的战果付出的代价，仅仅是伤亡15000名士兵、损失380架飞机和4艘驱逐舰而已。
饶是如此，山本五十六的作战设计依旧没有脱出“有限战争”范畴。他深知“那种要在大于欧洲数倍之战场上，通过持久战，自己独立维持十几年之想法是非常靠不住的”，所以对美作战宜速不宜缓。但山本恰恰相信存在一种虚妄的政治前途——完成第一阶段作战后，日本可以挟新胜之利、与美国火速停战，从而回避长期消耗战和双方最终的正面对决。如果说这种可能性在1939年或1940年还勉强存在，那么在日本不宣而战偷袭珍珠港、令美国遭遇“最耻辱的一天”之后，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公众人物敢公开谈论对日讲和——即使是山本这样的“美国通”，对美国国民性的估计也未免太主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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