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主义的目标却不能靠多边框架来推进。如原伦敦经济学院国际政治经济高级讲师拉津·萨利（Razeen Sally）2004年发表在《世界经济学》的论文中指出，通过100多个国家的谈判来制定有意义的贸易政策，几乎是一个乌托邦想法。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谈判中是毫无议价能力的。它们能够否定和封杀于己不利的贸易政策建议，却无法提出建设性的谈判议程。因此他认为，仍然必须依靠大国，包括经合组织（OECD）成员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基本上都是二十国集团G20成员），来主导谈判进程。这三十几个国家将代表世界贸易和跨境投资的绝大多数。而同时，让其他众多发展中小国“免费搭便车”，给予其一视同仁的优惠待遇，允许其在国内市场自由化改革方面设定自己的步伐而不受外力强制。
萨利的这项建议显然没有被采纳，或许是因为，缺乏一个合适的论坛让传统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寻求合作而非对立。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逐渐机制化的G20或许是一个契机，但纵观历次峰会，领导人宣言仍次次强调WTO多边主义框架，这或许意味着，新兴经济体仍然对美欧提出的除WTO多边框架之外的任何安排心有疑虑。而近年来开始高调出场的“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又在贸易关系中充满矛盾，难以联手提出与发达国家相竞争的动议。
在这种情况下，纵使TPP、TTIP将对现有贸易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造成暂时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推动多边机制发展的机会。
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后多哈时代的世界贸易格局中，中国一直是“多条腿走路”。
与区域邻国展开自贸谈判的努力早在中国甫一加入WTO后就开始——始于与东盟（ASEAN）十国的自贸区谈判。此后中国也与亚洲、大洋洲、欧洲、南美洲十几个国家签订或正在谈判自贸协定。在这一轮“自贸圈地”竞赛中，中国并未明显落后。
在与TPP的竞争中，中国可以依托的一个平台是与东盟十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组成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TPP和RCEP都将争取成为未来“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FTAAP）的模板。以监管和市场规则为核心的前者，和以取消关税和扩大市场准入为核心的后者，代表了对世界贸易秩序激进和保守的两种思路。
此外，中韩、中日韩这两个相重合又单独分开的自贸谈判，也将为未来亚太经济整合奠定重要制度基础。只是中国在这些安排中能够起到多大的议程设定和主导作用，尚不清晰。
中国对TPP态度的转变亦耐人寻味。从警觉排斥，到低调观察，再到暗探口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年9月在大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称，中国对像TPP、TTIP等区域贸易合作都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我们认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贸易的自由化，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个过程当中，增加区域贸易安排和发展多边贸易体制，可以形成‘两个轮子一起转’。”而2013年火速建立的上海自贸区，以建立透明、清晰的监管、简化审批为招牌，包括引入“负面清单”制度，也被美国商务人士解读为中国考虑加入TPP阵营，或说接受TPP规则的一个迹象。
另一个佐证是中国在今年9月30日宣布参加“服务贸易协定”（TiSA）的谈判。这是美国和澳大利亚发起，今年3月起正式启动的谈判，参与国已包含了代表全球服务贸易70%的50个国家。这是为了更新早已陈旧的WTO1995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反映互联网时代全球数据流动、电子商务、网络服务等方面的要求。与TPP和TTIP中的主张一致，美国寻求通过TiSA遏制数据流跨境禁令和强制本地化、国有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对外国企业在注册、许可证等方面的歧视和监管的不透明、强制的本地所有权。
中国的市场潜力固然对现有成员国有吸引力，但更重要的入场券是中国的改革诚意。美国贸易代表（USTR）迈克尔·弗罗曼（Michael Froman）就公开表示，中国的改革承诺和政策、中国对过往WTO服务贸易裁决的执行情况，是其衡量是否愿意接纳中国加入谈判的标准。
这或许说明，纵使中国希望自己的经济地位能够迅速转换成国际影响力和规则制定权，目前看来，作为（美国主导秩序）规则接受者，比提出截然不同的规则主张，是更有利的选择。
事实上，现有世界格局受到的威胁没有想象的大。WTO代表的多边机制，不能抛弃，应该加强，仍然是学界与政界的一个共识。美国“霸权”机制的特点，正在于塑造开放包容性的全球机制——“自由秩序”，核心是“招纳”，而非“镇压”。TPP、TTIP、TiSA等区域或多边贸易协定的建设，是美国的手段，而非目的。因为一个按照贸易集团分割、你有我无的世界，亦不会符合美国最佳利益。打通世界市场，让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世界贸易而取得发展和繁荣，在美国看来才是和平和安全的可靠保障。
因此，中国若能继续在WTO等机构中发挥应有的领导力以促进多边机制的强化，并不会受到美国的“暗中作梗”。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国际场合申明对WTO多边机制的支持。今年8月，中国原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易小准被履新不到一年的巴西籍总干事阿泽维多任命为副总干事，也是在世贸组织担任领导职位的中国人。这个首次由来自发展中国家主导的WTO领导层，被寄予重振WTO的厚望。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10月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要“落实领导人承诺，加强紧迫感，显示更多灵活性”，显示中国政府赋予2013年12月印尼巴厘岛WTO部长级会议的重视。若能在此次会议上推动多哈回合打破僵局，是中国政府展示国际领导力的机会。
中国改革与美国的“自由秩序”
当下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认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于全球贸易机制乃至根本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塑造者。在美国所定义的“自由秩序”中，国内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立宪政治和国际层面的贸易自由（经济自由）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两者相辅相成。
美国外交政策学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指出，与传统欧洲大陆危险的现实主义强权博弈有着很大不同，经济贸易乃是美利坚民族对外政策的核心因素。即便是对于美国那些过于审慎的孤立主义批评者看来，在他们所描绘的远景图中，美国也许可以放弃任何海外武力干预的企图，但贸易——保持市场开放的外交努力，仍然会长久持续。与之前的大英帝国相比，美国的主导（Pax Americana）并不依赖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建立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扩张和自由贸易的深化。二战后，在欧洲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西德的重建与日本改造中的美国角色，就深刻显示出这一烙印。
而对于中国来说，美国“自由秩序”同样是中美关系和中国改革中不可或缺的根源性背景因素。毋庸讳言，中美关系的完全正常化，是伴随着邓小平1979年的访美之行，以及随后和苏联扶持的越南之间所爆发的冲突，这标志着中美之间“心照不宣盟友”关系的稳固。同时，这也代表邓小平对于中国国内改革路径作出了一次战略性的选择，改革开放的逻辑得以展开。
邓小平的选择，不仅仅对于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转变，更是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冷战史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就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体系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国市场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市场融合进而扩张的一个结果，就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改革样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效法中国走上市场化改革。而选择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意味着在冷战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将会站在更为亲近美国的一面。
冷战，究其本质，乃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当苏联集权模式失去了道德层面的正当性和规则层面的吸引力，就意味着从根本上丧失了对于西方“自由秩序”的挑战能力，胜利的天平从这个时候起就已经决定性地偏向美国。因此，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所做出的战略选择，实际上对于冷战的终结以及后冷战时期美国“自由秩序”的构建，有着重要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表明中国至今仍然是美国“自由秩序”的受益者。但也有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与这一秩序之间，张力仍然一直存在，并随着中国国内政治的形势变幻而时松时紧。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市场扩张，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富国强兵之术”，其理念层面的出发点是在于个人自由（individual liberty）的拓展。冷战的历史表明，一个暴力冲突充斥的国际体系，给人性的尊严和个人自由带来了如此之多的历史伤痕。借助于“秩序”和“稳定”的话语论述，专制主义暴政常常堂而皇之以救世主的面目出场，但之后却留下更多的创伤。因此，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需要借助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才能够更好维护民族国家内的个人自由和权利，但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样依赖更多奉行自由主义立宪政治原则国家的参与和维持。正如萨利（Razeen Sally）指出的那样：“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并非国际协定的结果；它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稳固的自由政策和必需的法治框架的副产品。”
文/吴敖祺 廖若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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