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外交战略的两面性

蒋介石的外交战略具有两面性。

其一，不用说和日本的战争，不仅仅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而是将问题国际化，让欧美各国承认中国的正义和正当性，通过联合国、非战公约、九国会议等国际会议，以各种方法主张日本的残暴、侵略性，竭尽全力对各国媒体施加影响，以及面向日本国民反战活动，通过美国、英国、苏联的外交官进行密切外交等—来呼吁诉求。这一战略的结果，是令日本孤立，从而制造了日本被国际制裁的环境，引导出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让中日战争朝有利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在1935年12月回归行政院长之后，独占外交权（外交部属于行政院），几近独裁地实行自我外交战略。对此，从《蒋介石日记》中，凡重要外交政策均写有“我决定”“我主张”等字样当中可以得到证实。

对于蒋介石的“外交是无形的战争论”（1931年11月30日在外交部长顾维钧的就职宣誓上的演讲）这一外交思考原型，早在民国元年（1912）的《蒋介石日记》中便可得到证实。蒋从1912年起，以现存的形式写下了“日记”，但因在1918年和陈炯明交战时丢失，故1917年的日记是以回忆的方式留存下来的。在日记中，蒋提出了外交和军事与政治一体化的必要性这一论点。“政治·外交·军事三位一体论”和“外交是无形的战争论”，形成蒋的外交战略的基本理念。可以说，其第一战略目标，于1941年12月8日因日美开战而得以基本达成。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夫妇与罗斯福、丘吉尔的合影

通过董显光的电话而得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今天，抗日战争的政略成就达到了顶点”（《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8日）。此外，在那一周的“本周反省录”中，还将日美开战总结为“抗战四年半以来的最大成果，也是唯一之目的”。关于这一点，在拙著《蒋介石的外交战略和日中战争》（岩波书店，2012年）一书中已有分析。

蒋介石外交战略的第二个目的，可以从企求通过外交交涉，来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所存在的国际性矛盾这一侧面来分析。其矛盾之一，是孙文所言之中国已沦入“次殖民地”状态（“中国连半殖民地还不如”—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时的演说，1924年11月19日）的国际性不平等。蒋介石将“次殖民地”解释为“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孙文在其“国事遗嘱”中，将“废弃不平等条约”作为紧要问题提出。这一矛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通过发布对日德意的宣战文告，成为联合国一员而开始面临解决。

问题是，中国所存在的另一矛盾—也即领土问题的解决。关于这一点，蒋介石的外交不能说是成功的。关于领土问题，蒋与近代性外交理念相异的思考，在各时期、各场所地均有体现。那就是基于册封制度的中华思想以及对清代版图的执著。

蒋介石的革命原点

1895年5月，蒋介石在其家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接受私塾先生蒋谨藩关于“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的特讲。当时，蒋谨藩中断了日常教学，以极亢奋的状态开始特别讲座。这次特别讲座对蒋的领土认识形成带来了极大影响。蒋谨藩“愤概激昂、面红耳赤、声色俱厉”地对私塾弟子说：甲午战争是日本利用朝鲜问题，“野蛮侵略并打败中国，掠夺了台湾和澎湖诸岛”。当时，蒋谨藩还极力强调不仅台湾澎湖岛，就是朝鲜也属于清朝的版图。此外，蒋谨藩还喋喋不休地谈到“为爱国而流血牺牲的英雄士兵的故事”。私塾弟子全体激奋，奋然发誓自己也要成为英雄士兵，并自发性地开始了军事训练。蒋是这群激奋的孩子的中心人物，立志将来要成为军人，目的是收回朝鲜、台湾，也即“收复领土”。

对这样的蒋介石而言，外蒙古趁辛亥革命混乱之际，于1911年12月1日宣布独立一事，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容忍的。外蒙古于1911年夏季左右开始，在俄罗斯的援助下，开始着手准备从清朝独立。作为呼应，俄罗斯在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驻兵800名士兵，并往边境线输送了4000名士兵。在这种状态下爆发的辛亥革命，对于期待独立的外蒙古王公们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会。11月30日召开了王公会议，通过了独立决议。独立的理由是：“外蒙古原本只是清廷的臣属，而非中国的臣属，既然清廷已被灭亡，而今中国和外蒙古的关系，也理所当然应该断绝。”1912年2月15日，成为大皇帝的哲布尊丹巴宣布蒙古国成立。

蒋介石关于领土的言论

蒋介石在其日记的“民国元年之项”里写到：“民国元年余二十五岁之春，创办军声杂志，念及当时外蒙自治乃为俄罗斯诱导所致，内心愤概至极，拟下征蒙及征蒙作战刍议”（《蒋介石日记》，1917年）。蒋于1912年在东京发行的《军声杂志》创刊号，就“蒙藏问题的根本解决”，对俄国与英国趁辛亥革命混乱之机“离间蒙藏”，“默认成立自主独立国家”，断言若中国放弃主权，“蒙藏势必提出自主国要求”，拥护“蒙藏完成独立”。对蒋而言，英苏的行动，是从外部扰乱民国的统一和共和的秩序，从而导致“酿成中国的瓜分”，必须与其进行彻底的抗争。

蒋介石于1912年这一时点，因外蒙古、西藏问题，而将俄国与英国置于“帝国主义侵略国家”这一位置。蒋的反帝国主义论，领土问题是根本，鲜有意识形态，可以说究其一生都未曾超越这一框架。另一方面，因为“美国已经在门罗主义之下操纵着保护主义，牵制他国的欲望”，因此可以认为对于领土并无关心。对于美国的这一评价，到1945年日中战争（抗日战争）结束为止，基本没有改变。

对于日本，蒋介石对其企图扩大满洲以及蒙古的势力，与俄国签订协议，同英国结成同盟，大举增兵等表现了强烈的警戒心。这一时期，对蒋而言，日本是与英俄保持同一步伐，图谋满蒙侵略的新兴国家。蒋在同杂志的“革命后军政之经营”（《军声杂志》1912年7月）一文中阐明其见解：“满洲虽说不是外藩，但也不可与本土等同视之，不可捆成一块。”此外，在日记各处，均将蒙古、西藏、新疆称为“部（藩部）”。换言之，蒋基本上将在国内复活册封体制、在国际上以国民国家为主体的反帝国主义理论浑然一体地展现了出来。

这样的蒋介石的抗日，只不过是蒋的“反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与对于抗日的反帝国主义理论全面收敛抵抗的共产党，完全是不同次元的事物。也就是说，在蒋的抗日论的背后，是肩负着领土矛盾的反苏、反英的联动，这与将两国矛盾作为“次要矛盾”、将领土问题束之高阁的毛泽东的战略存在根本区别。这也是在内战中，共产党能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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