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对中国来说，最有利的局面是坚持安理会决议原则上如同先前各次，以更大的力度和范围去制裁朝鲜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不同意将制裁扩大到与之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或者说，宁愿安理会决议进一步推迟产生，也要劝使和迫使美国及韩国让步，不变更历来对朝制裁决议的上述根本原则，以便保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方面必需的灵活回旋余地，防止或阻止朝鲜对华经久的敌视态度，并且有利于防止朝鲜内部因经济凋敝而生大乱，或者近乎孤注一掷地挑衅而生战。与此同时，中国可以像2013年上半年那样，“单边”和自主地对朝鲜某些与发展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间接有关的项目和活动采取制裁，它们可以因形势和需要的变化，自主地予以缓解、暂停或结束。然而，鉴于美国和韩国方面此次决心空前，强烈坚持要在安理会制定极其严厉、非常广泛的对朝制裁决议，而且已采取或准备采取一系列就半岛和平稳定及中国战略安全利益而言危险的举动，因而中国方面在朝核问题上受到来自美韩的压力亦属空前。

随着安理会通过新的对朝制裁决议，中国上述最佳选择已不存在，因而需要“退而求其次”，以便防止和阻止因为履行这个空前严厉、空前广泛的制裁决议而损害中国的重大利益。在目前，需要大致不打折扣地严格履行该决议，这对于实现如下三个目的而言是极有必要的：即严厉惩罚朝鲜对中国利益和尊严的侵害，保护和弥补中韩关系，坚决阻止在韩国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或至少迫使它大打折扣。然而，在一段时间以后，需要为了中国的其他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所在，悄然和逐渐地改成基本履行安理会制裁决议的方针，并且大致不采取中国国家对朝鲜“单边”制裁，除非朝鲜做出新的非常严重地侵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事情。

不仅如此，即使在目前，履行安理会对朝制裁新决议中带有陆海空封锁性质的强制检查条款时，也需要小心和有一定的灵活性，绝对防止因此发生小规模冲突。同时，对禁止成员国国内的朝鲜银行分行活动条款的履行也要尽可能保留些许灵活性，不能因此而大大损毁中朝“无害贸易”。从朝鲜进口与其核项目和导弹项目无关的煤炭和铁矿不在安理会决议禁止范围内，可以适当多进口一些，以便牵制朝鲜对华态度恶化。

顺便可以谈论中国在朝鲜新近核试验之后公开提出的关于两项谈判彼此平行和交织进行的提议，即提议发动谈判，旨在缔结美朝和约，以此取代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与此同时恢复和进行半岛无核化谈判，该谈判由于2009年朝鲜退出而中止。这个提议遭美韩两国迅速拒绝，部分反映了“磋商前宣告”的做法可以反思。还可以深入思考的是，这个提议实际上是基于几项可疑的前提：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首要目的是遏阻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危险，或者说是遏阻美韩对朝的“常规”军事威胁；朝鲜会相信可设想的、美国据朝美和约承担的对朝承诺；朝鲜不会利用半岛无核化谈判从事战略性欺骗，这种情况在金正日时代就曾经反复出现。

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总体和长期的重大战略利益出发，中国有必要为适当时候改善中朝关系、恢复中国对朝鲜对外政策的积极影响留下合适的余地。一方面，这种余地在很大程度上由朝鲜的行为决定。朝鲜劳动党于2016年5月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金正恩对此高度重视，为之“大押底牌”，同时朝鲜的核弹头技术和中远程核武运载技术经过几年新发展和数次新试验之后，被公认有了显著进步。此后一段时间内，朝鲜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蛰伏”状态，即2016年1月初新的核试验以前历时约三年的状态，其间朝鲜没有进行核试验和中远程导弹试验，也没有对韩国作重大的军事挑衅。倘若如此，就可以为中国改善中朝关系提供起码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在这方面可用的合适余地也由中国自己决定。如果牢记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多方面重大利益，力求在困难情况下平衡这些利益，防止扬此抑彼或取此舍彼，决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中国就能在机会来到时站在迎接这一机会的有利地位，以利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维护总体和长期的重大利益。（注释略）

文章来源：《领导文萃》2016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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