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很可能是作为某种战略审视的结果，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急剧实行一种有利于“战略经济”的重大决策，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可以成就的更广泛的外交，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一项紧迫的国内需要，那就是在国内经济增长缓慢、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下，力求显著增进境外对中国产能的需求。考虑到2014年10月和11月，中国分别与日本和美国达成两项重要的安全协议，即中日“四点共识”和中美防止双方军舰军机冲撞协议，情况就更是如此。总之，中国政府已经并将在未来一个时期内继续将其对外政策的着重面“分叉化”，使“战略经济”成为其优先议程上另一个重大维度。
虽然先前以“战略军事”为主的基本方略具有非同小可的代价和风险，但这些并没有令中国胆怯。“战略军事”的某些重大方面依然存在，存在于中国当前基本的战略态势或是战略复合态势之中。中国战略军力继续加速度急剧增强，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必定仍将如此。在这方面，世界已经看到关于西太平洋、至少是西太平洋西部中美军备竞争和更广泛的战斗力竞争显著浮现，涉及海上、空中、网络空间甚至外层空间。在这方面一项新的潜在重大事态在于：美国同韩国不顾中国经过艰难磋商后最终同意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实施空前广泛、空前严厉的制裁决议案，执意准备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此举将严重削弱中国现有的战略威慑能力，成为加剧中美战略武器竞争的一个重要动因。中国武装力量面向海洋和海陆两栖环境的军事斗争准备也正在加速进行，在南海和东海方向伸张自身海洋权势的决心依然如故，并在南沙群岛五至七个岛礁同时大规模扩岛、建设包括飞机跑道在内的军民两用设施，这些都作为当今的首要事态，看来多少有点像“决定性的一击”，从而加剧了中国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和对立，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促使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盟国、准盟国及其他战略伙伴着手构建互相间的安全合作网络。由此开始，在短时间内，美国屡次派遣军舰军机挑衅性地前往中国扩建之后的岛礁附近水域空域，甚而进入其12海里周围水域，中国则在南沙和西沙群岛部署地对空导弹、先进战机和先进雷达，并且针锋相对地出动军舰军机与美对峙。不仅如此，中俄两国间的战略军事协作迅速进展，特别是俄罗斯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加速对华输出，还有中俄两国海军在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联合军事演习。
因而可以说，中国当前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路径是一种复合的复杂路径，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像是一个战略扩展，但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与此同时，在“战略军事”的若干重大方面与“战略经济”的需要之间，实际上存在某些不可否认或漠视的抵触情形；在战略权衡思考和战略平衡努力方面，中国应该严肃地思考这些问题，以求尽可能减少“战略透支”的可能性。
问：在“战略经济”层面，如何避免可能的“透支”情况？
时殷弘：在“战略经济”领域确有审慎从事的必需，否则“战略透支”风险会在另一大领域生成，甚或变得严重。就此，需要就“一带一路”以及“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和高铁项目输出等等的设想和筹划去思考相关问题。它们归结起来，就是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必须深入认识别国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连同为此进行更充分的国际协商的必要性；必须将它们真正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它们的真正成功。现在关键的瓶颈在哪里？不在中央集权和地方主动（就“一带一路”而言的地方主动）的中国国内，而在于中国与多个拟合作国家之间的主要是双边的国际磋商和谈判，它们远为复杂、能动和滞后。
应当回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事业，也是广泛的国际共同事业。要真正认真地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探寻它们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中国界定它们需要什么。在这个至关紧要的方面，必须充分重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当代生活经验、包括发展经验的对接。不能想当然地设定中国当代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广泛适用，普遍欢迎，而漠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复杂的特殊性，甚或出现在有些场合相反的取舍倾向。否则，我们就会重蹈自己反复批判的西方普遍主义的覆辙。
还有，至今为止关于“一带一路”的创议几乎全都来自中国，这是不应当的；需要将某些重大的创议着意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员”，并且由此增长别国的合作主动性和积极性。还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有关战略规划只是所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此外还需要有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划；而且，前者还须按照后者予以调整。
不仅如此，中国还必须注意少说多干。说得过热就一定会加剧俄罗斯和印度的反感，并且引发和加剧中亚各共和国和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小国的猜疑。在中国这里，“一带一路”的对华地缘战略意义大致只应关起门来自己讲，不应少有顾忌地公开讲，否则只能“证实”外国的担忧和猜疑。需要充分地认识到，在中亚各共和国和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小国的领土上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有着几乎“天然的”敏感性。这些国家当然有关于长远的主权、自主、安全以及利益分配的疑问和担忧。这类建设“天然地”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性质的疑虑，激起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国内政治论争和相关的不良效应，如果中国做得不够恰当的话。还有，关于外国的疑虑、担忧和利益追求，要认真研究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中国应该如何更合适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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