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其他重大的对外经济项目是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一个愈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必须从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视角去看待它们。由此而来的一项重大要求，是尽管其中的不少组成部分必须优先服从非经济、非财政的目的，亦即外交、政治甚或战略目的，为此至少在一段时期里接受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负面效应，然而它们总的来说，必须产生广义和狭义的经济、财政利润，否则从长期来说所需的中国国家资源将难以为继，如果不为此过分减扣中国经济、财政的其他重要方面所需的资源投入的话。也因此，审慎地从事经济、财政评估，不让它们总的来说成为至少中长期意义上的“亏本”项目，是推进“一带一路”和其他境外建设项目的一大必需甚或“底线”。而且，由于它们大多将处于经济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境内，这必需或“底线”特别要在规划和实施中予以注意。

最后，还需就此谈到中国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内在平衡问题。“一带一路”创议在中国引起的空前大热潮，主要面向中国西部、南部和北部外缘的高铁输出，中巴经济走廊创设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倡议，外加中国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区域进一步扩展经济存在的宏图和实践，所有这些动态伴有一种不利的政策观念，那就是它们导致中国的许多官员、机构、学者和媒体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对外开放“再上一层楼”压倒性地置于中国西面，或曰“西进”，而太少考虑、呼吁和规划“东进”，亦即中国穿过和跨越太平洋的进一步经贸突进，或曰与美国以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太平洋发达国家的更大规模的互惠开放。这是一种中长期后果可能相当严重的失衡或偏颇。

诚然，中国可以从西部以及南部大外缘――所设想的“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取得能源和矿产，获取某些钱财，为某些过剩生产能力找到境外出路，并且得到更大的外交影响。可是，中国已经有多方面的境外能源和矿产来源，大致不怎么缺乏钱财，而且在那里已经有重大的外交影响，何况为过剩生产能力找到境外出路的好处大致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因为这有可能减弱调结构和搞改革的“倒逼动力”。

从长远的升级式发展来说，中国相对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是广义技术，而这基本上只能从中西欧和北美、日本得到。中国必须进一步穿越和跨过太平洋，以扩大而非缩小美国以及日本和澳加等国资本的中国市场准入为交换条件，争取大大增进中国对这些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争取其中最大最深远的裨益，即吸取广义的先进技术，加速中国进入世界贸易、技术、操作管理的高端的进程。简言之，在这方面中国应当争取以小换大，至多以大换大。在不仅要向西看，而且要――也许从长远说更要――向东看的意义上，经调整而实现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内在平衡是一大要务。

二、南海问题的战略应对

问：您如何理解南海问题的性质，包括它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定位？

时殷弘：我们现在对南海问题的认识很深入，但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例如，现在看来还没有充分的条件真正去讲清楚九段线的基本法律涵义是什么，因为没有真正想清楚和界定清楚，包括它的全部或大部分法律、政治、外交和战略涵义。九段线本来就是比较刚性的，因为要讲法律就几乎都是刚性的，特别是有关最根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前面已经着重讲过新兴强国对既有强国这能动过程的一个基本的互动逻辑。换句话说，新兴强国容易倾向于漠视或轻视克劳塞维茨说的“胜利的顶点”，既有强国则较容易倾向于漠视或是延宕规定“退缩的底线”。这种形势可能在南海问题上有所浮现。从长远趋向上来看，理解这个逻辑有助于我们在根本战略层次上既知己，又知彼。

相比南海问题，中国还有更大的总体战略任务。在战略大局中，有一个问题很突出，就是不管由于多么复杂多样的原因，中国周边对外关系状况总体不佳。与此同时，中国过去多年花费很大精力营造的对美关系到现在为止也很复杂，有不少挫折或令人失望的地方。而且，这两者之间有大联系：中美关系状况的风波和负面动荡很大部分源自周边的半岛问题、日本问题、特别是南海问题等。中国需要遵循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战略大局，搞好周边，经营亚洲，最终劝使和迫使美国接受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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