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美国（不论如何衡量），这两个经济体将在规模上相当，但在组成和复杂程度上却不尽然相同。

中国仍然有广阔的经济欠发达的乡村，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快速的城市化。人均收入提供了一个对经济体复杂性进行衡量的更佳的手段，然而以PPP来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水平的20％，这将需要数十年才能赶上（如果可能的话）美国。

当然，总规模是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一个巨大的有吸引力的市场，并成为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频频挥动的平衡杠杆的重要实力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发达国家对等。例如，虽然中国的贸易总量在2009年超过德国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仍然担心他们的国家“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贸易国”，因为贸易在服务行业内乏善可陈，很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都低，中国缺少“可与世界贸易强国如美国和德国媲美的顶尖品牌”（排名前25位的全球性品牌中的19个是美国的品牌）。[7]全球性跨国公司中，500强中的46％为美国人所拥有。换句话说，中国的贸易量更大，但与美国或德国对比来说，相对没有那么复杂。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金融领域。中国已经研究了（包括金融制裁）美国是如何从美元在世界上的作用中衍生出实力的。中国一直试图通过鼓励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融资来增加其财政实力，这一贸易融资的规模现在已占了全球总量的9％，但美元仍占81％。人民币的作用会增加，但在中国允许由国际市场设定其汇率、深入发展出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并伴之以建立起可信任的法律构架之前，它不太可能取代美元。

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并不总是相辅相成……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不一定是最先进的。美国的复杂性体现在其金融市场的深度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只是美国的八分之一，而外国人仅被允许拥有其中极小的部分。

技术是复杂性不同的另一个例子。中国取得了重要的技术成就，但很大部分依赖于模仿国外技术重于国内创新的策略。用《南风窗》的话来说，“中国拥有世界工厂的称号，中国拥有的专利数量快速增长并超过了发达国家。但在中国获得的专利大多在整个工业链中并不重要……总之，中国在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依然疲软”。中国人经常抱怨说，是他们制造了iPhone，而不是史蒂夫·乔布斯。贸易额出现在中国的统计数据里，但附加值却显示在美国的数据里。

展望未来，像所有的经济体一旦发达以后所做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在某个时候放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放缓至5％，因为它将减小出于政治考虑而在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所浪费的投资。如果在2020年以后人口问题开始产生影响的话，要维持这样的水平可能会有麻烦。但即使处于低增长率阶段，中国仍然以远远快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速度继续增长。

然而，增长趋势的线性预测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当国家在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从引进技术和廉价劳动力中受益时，往往会挑选容易得到的果实摘取，增长速度一般会随着经济发展达到中国目前已接近的人均收入水平（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时而放缓。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铁的定律（正如日本和韩国所证明的），但有一定的规律性，许多国家将会遭遇这个陷阱，如果他们不去创新并改变自己的增长模式的话。习近平主席很清楚这个问题，中国正在努力推行市场改革以避免它的发生。

中国经济正面临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平等、环境的恶化、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不尽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和腐败、法制不完善等转型的严重障碍。中国的北部和东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南部和西部，31个省份中仅有10个省份的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包括了如西藏和新疆那样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地区。此外，中国将开始面对来自20世纪强制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在人口问题上的延迟效应。中国的新增劳动力从2011年开始下降，其劳动力规模将在2016年达到顶峰。中国正在非常迅速地老龄化：到2030年老人将比孩子更多。中国对此深为关注，他们的国家正在“未富先老”。

中国计划减少储蓄并增加国内消费，这是一个显而易见但并不轻而易举的答案，因为老龄化的人口可能会保持家庭的高储蓄率，高额的企业储蓄则反映了某些行业里的特殊利益和有限竞争。而且，虽然中国持有近4万亿美元的世界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但这难以提高其财务杠杆作用，除非中国有一个开放的债券市场，利率将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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