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大会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选举了朝鲜劳动党新的中央机构和领导人：委员长金日成，副委员长崔庸健、朴正爱、朴金喆、郑一龙、金昌满，常务委员会（原政治委员会）委员11人，即金日成、金枓奉、崔庸健、朴正爱、金一、朴金喆、林海、崔昌益、郑一龙、金光侠、南日，候补委员4人，即金昌满、李钟玉、李孝淳、朴义琓。与1948年3月第二届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相比，中央常务委员会已经完全是金日成的“家天下”了。11名常委中5人来自游击队派，其余人员中朴正爱和南日早已加入金日成派系，郑一龙也有类似的名声。只有延安派的金枓奉和崔昌益在政治上比较独立。候补常委中，李孝淳属游击队派，李钟玉是新提拔的技术官僚，金昌满虽来自中国，却是早已得到金日成吹鼓手的恶名，只有苏籍朝鲜人朴义琓是中立人物。新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变化不大，只增加了4名，共71人，但显示了权力转移的人员结构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原中央委员会中游击队派8人，除去世的金策和姜健外，全部保留，又新增加了5人（崔庸健、崔贤、李孝淳、俞京洙、李英镐），共11人。原中央委员会里苏籍朝鲜干部14人，只保留了4人（朴昌玉、方学世、金承化和韩一武），也新增5人（南日、崔宗学、许彬、朴义琓和金斗三），共9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方学世和南日已成为金日成的心腹。中央委员会中延安派干部的人数变化不大，从原来的17人增加到18人，但替换率也很高，约50%。武亭、朴一禹、金雄、朴孝三等老干部都被逐出中央委员会，而新补的中央委员，除了徐辉、尹公钦外，大多是1945年以后才提升上来的新干部。在其余的33名中央委员中，只有朴正爱、韩雪野和吴琪燮属国内派老干部（前二人早已归顺金日成），还有7人具有南方背景，剩下的都是无名之辈或纯粹的新人。 总体看来，虽然表面上在中央委员会里党内原来各派干部都有一定的比例，但实际上情况已远非昔日可比。一则很多人是因为投靠了金日成其职位才得以保留或升迁的，二则大批得到提拔的新干部无论其出身何处，都是在金日成的光环下成长起来的。

金日成的心腹南日将军

这个结果金日成当然非常满意。大会结束以后，金日成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安抚苏籍朝鲜干部。金日成亲自或委托朴正爱等人找他们谈话，征求意见，并表示要改变对苏籍朝鲜干部的错误做法；与此同时，在安排内阁各省领导干部的考虑中，有意把一些位置留给来自苏联的干部。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稳定人心，让他们安心工作。因为金日成了解到，劳动党三大以后，包括内阁相和副相在内的很多苏籍朝鲜干部感到压抑，心情抑郁，无法开展工作，并纷纷要求回到苏联，加入了朝鲜国籍的人也颇为后悔。 另一方面，更重要是，金日成希望以此向莫斯科传递一个表示友好的信息，以平息苏联的不满情绪。因为金日成下一个目标就是转向经济建设，开始着手实行三大提出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而要开始这项工作，首先就需要苏联提供巨大的经济技术援助。实际上，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金日成就率领主要领导成员拜访勃列日涅夫，并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金日成明确表示朝鲜劳动党和政府打算再次请求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给予援助。 访问苏联和其他欧洲民主国家的时间就定在今年的6-7月。 此时，一心谋求经济援助的金日成可能忽略了一件事：党内的政治斗争其实尚未结束。

2 反对派发起党内政治斗争

在三大的总结报告中，金日成充满信心地宣布，恢复和发展战后国民经济“三年计划的全部任务一定会提前或超额完成”，并提出了“更加辉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1961）：与1956年相比，到计划末年的工业产量增长目标是，钢2-2.5倍，钢材2.5-3倍，煤炭0.7倍以上，布匹0.5-1倍，发电量达到85亿度，年度产量为化肥40万吨，水泥100-150万吨。 要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朝鲜只能再次求助于社会主义同盟国家，而在金日成的心目中，正如他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谈到的，朝鲜可能指望得到援助的国家只有3个，即苏联、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 6月1日金日成率团出发后，内阁副相崔昌益向苏联大使表示，朝鲜政府代表团对访问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寄予厚望”，希望能给予朝鲜必要的援助。 但金日成此行必定要失望，因为他不了解，此时苏联和许多东欧国家都对朝鲜不满，也没有准备再像3年前那样积极提供帮助。

早在1955年初苏联驻朝使馆就注意到，在朝鲜劳动党通过的关于党和国家现阶段基本任务的指导性文件中，没有按照莫斯科的意见致力于和平统一，而仍然把“解放南朝鲜人民”和“消灭南朝鲜亲美、亲日地主集团”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 在1956年3月朝鲜劳动党为三大准备的党章草案中，继续反映出这种倾向，以至苏联使馆不得不对此提出修改意见：删除原文中“美国的”和“亲美的”以及“从军事上加强革命民主的基础”等词语，以免“授人以柄”，“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朝鲜劳动党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带有军事性质的”。

勃列日涅夫对金日成在三大的报告很不满意，他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指出：关于苏联和其他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报告中没有任何具体内容谈到这一点” 苏联大使伊万诺夫也认为，该报告的“严重缺点在于只字不提苏联、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在战后恢复和发展朝鲜国民经济中给予的帮助，以及这些国家无偿援助朝鲜人民所支付的大量资金”。 保加利亚驻朝大使戈利格洛夫抱怨说，朝鲜人从来不说实话，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对兄弟国家外交使团“严格保密”。 至于民主德国，驻朝大使费舍尔在与苏联大使交谈时说，朝鲜代表团打算向民主德国提出提供贷款和日用商品的要求，他担心答应这些要求后，朝鲜人又会提出“令双方都不愉快的新问题”，况且他们自己现在还需要苏联的援助，再向朝鲜提供新的援助“是有一定难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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