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张的结论是：

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

他们建议，即便科举不能骤废，亦当斟酌变通，分科递减。务期科举逐渐而尽废，学校栉比而林立，上以革数百年相沿之弊政，下以培亿兆辈有用之人才。（《奏请递减科举折》，《光绪政要》卷二十九）

袁世凯、张之洞逐年递减科举的建议并没有很快见效，各省学堂仍未能多设，经费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科举未停，天下士林谓朝廷之意并未专重学堂。科举若不变通裁减，则人情不免观望，学堂兴起就仍然只是一个期待。为此故，张百熙、荣庆、张之洞1904年初再上奏折，建议“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张之洞年谱长编》，811页）

这个建议获得清廷认可，批准谕旨以为“学堂、科举合为一途，系为士皆实学，学皆实用起见”，因而批准自丙午科（1906）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归学堂考试。（《光绪朝东华录》，5129页）

按照这个建议，科举制已经走到了尽头，但还不是立即结束。直至1905年8月31日，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推广学校”，理由还是那些理由，只是不再留有过渡期：

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昔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废，学堂遍设，亦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讵能我待。近数年来，各国盼我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转瞬日俄和议一定，中国大局益危，斯时必有殊常之举动，方足化群疑而消积侮。科举素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而中国士子之留学外洋者亦知进身之路，归重学堂一途，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虚之诡谋。所关甚宏，收效甚巨。（《光绪政要》卷三十一）

如此好处，清廷有什么还好犹豫的呢？两天后（9月2日），皇上有旨，准自丙午年即明年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以定指归而宏造就。运行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至此寿终正寝，成为历史陈迹。

废科举是近代中国一个重大事件，给那些不通新学一心科举的士子带来严重不适，但说废科举阻断了青年士子晋升之路，并进而引发对体制的抗争，引发辛亥革命。这样的说法夸大了事实。事实是，一部分年轻读书人早已准备出洋留学，或进入新学堂；对新知识没有感觉的“举贡生员”，清政府并没有听之任之，让他们流落社会，而是“分别量予出路”（《德宗实录》卷548，273页）。

文/马勇 来源：作者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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