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时移世易：落后的原罪
科举制满足了农业文明、帝制时代的基本需求，如果没有外部因素的介入，科举制、八股取士的制度肯定还会不断完善，推陈出新。
然而，历史发展总有出人意表者。就在科举、八股日臻成熟的时候，欧洲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以八股取士为核心的科举制终于走到了尽头。
西方的新变化在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对科举体制构成压力，相反，西方人反而认为科举制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因而将这个制度引向西方，构成后来西方文官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视科举制有问题，主要发生在1860年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之后。实事求是说，中国在那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击终于开始学习西方，但是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从骨子里并不认同中国文明整体性落后于西方。那时的中国精英普遍认为中西之间的差异只在中国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缺少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更缺少科学技术，因而那时的中国人在失败之后依然信心满满，相信“中体西用”，相信缺什么补什么，中国一定可以很快追上西方的步伐。
中国人当然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文明，有针对性学习西方，补上最缺的那些东西也不算错。1862年，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聘请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管理馆务，几年后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在同文馆任职的中外教习有傅兰雅、马士、李善兰、徐寿等。同文馆俨然成为中国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重镇或大本营。
在同文馆存在的四十余年间，培养了一大批通晓近代科学的专业人才，但同文馆体制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从整体上建构一个现代教育体系，因而导致科举制与近代科学不接榫：学科学的人没有参加科举考试就无法获得功名，没有功名，就没有办法进入体制；继续埋首科举考试的人不懂科学，甚至不懂时务，所学非所用，尽管获得了功名，但对体制，对社会，简直就是废人。
为弥补这些缺陷，冯桂芬提出“改科举”、“改会试”、“广取士”、“停武试”等一揽子科举改革方案，让科举选出的人才合乎社会需要。冯桂芬也注意到了近代科学技术专业人才如何与科举体制相互衔接的问题，建议“特设一科，以待能者。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匠倍蓗，勿令他适。”（《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
清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毕竟同文馆毕业生渐多，留学归来者也开始出现。1874年，李鸿章遵照清廷指示，提出一个科举变通方案：
臣愚以为科目既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现在京师既设同文馆，江省亦选幼童出洋学习，似已辟西学门径，而士大夫趋向犹未尽属者何哉？以用人进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拟请嗣后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外国以之黜陟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穷。华人聪明才力，本无不逮西人之处，但未得其法，未入其门，盖无以鼓励作新之耳。如有志趣思议，于各种略同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照所学深浅，酌给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降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若始勤终怠，立于罢革。其京城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习算学生，及出洋子弟学成回国，皆可分调入局教习，并酌量派往各机器局、各兵船差遣。（《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
李鸿章想到了科举改制，想到了新人才的出路，唯独没有想到的是像日本那样，建构一个全新的教育体制。因而等到甲午战败，知识精英迅即将失败的根源归结为科举，归结为中国没有新教育。严复说：
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救亡决论》）
梁启超写道：
难者曰：中国之法，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衄，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之果无益于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飘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梁启超的看法对，又不对。对，是他看到中国之所以在中兴之后不堪一击，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开学校；不对，是他接着强调“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以为学校是科举的延伸，科举是学校的前身。梁启超的这个看法对中国教育史、科举史的研究，都是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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